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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祝秘书走进办公室，神色慌张地说：“曲司令，刚才宁阿姨打来电话说，曲宁这个礼拜没有回家。我刚去过他们学校，他这几天也没到校上课，您看？……”
曲副司令沉思了片刻，然后平静地说：“我看曲宁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对我的儿子充满信心。”
“那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祝秘书谨慎地问。
“你去忙你的吧。”曲副司令朝他挥了挥手。
曲副司令结婚后，直到36岁时才有了曲宁，他那时是一个驻扎在边远地区的步兵团团长。曲宁3岁时，他独自把儿子接到部队，把夫人留在了山东老家。从那时开始，曲团长每天提前1小时起床，然后叫醒曲宁，带着他在部队操场跑操。3岁的小孩子，每天清晨要绕着大操场跑上3周。
曲宁还记得有一年的冬天，他摔倒在结着坚冰的跑道上，父亲用一只有力的大手将他提起，唬着脸说：“你还得给老子跑。”跑完2500米后，父亲送他回家，然后，再由公务员送到八一幼儿园。在铺天盖地的两排白杨树的掩映下，他每天跟在公务员叔叔的后面，迎面又总能看见父亲跑在部队出操的前头，步伐总是那么铿锵有力。那时，父亲就像一座时钟。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重复时钟一样的刻板和准确。
他开始来回数着道路两旁的白杨树。当他把这些人工植入的数字了然于心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将来，也将重复父亲一样的刻板和准确。在回家的路上，他会盯着一片离开树枝的叶子发愣，那是一片奔跑的树叶子，而不是一只飞翔的小鸟。可有了父亲，在更远的高处，他想成为一片奔跑的树叶子都不可能。
6岁生日那天，曲团长全副武装，把曲宁往吉普车中一塞，然后亲自驾车到了一个很远的镇上。下车后，曲团长看了看手表，说：“现在是上午8点，如果你有种的话，就在中午12点之前自己回家；如果没种，你现在就可以跟我上车。”曲宁偏着小脑袋想了半天，他对父亲说：“我可以。”到了中午，曲宁准时回到了家中，那段路程，就是后来他上小学每天必走的路程，也不过10余公里，曲宁则整整走了4个小时。
曲团长抱起曲宁一双磨出血泡的小脚，亲自为他上了药水，然后送给他一支钢笔。父亲说：“你现在可以练习写钢笔字了。不过，你不能把墨水弄在小手上，每天晚上我会检查的。”这是他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礼物，但他觉得他只是得到了一份苛求，因为他那时连铅笔字都不会写。曲宁对这个威严的父亲，萌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恨意。
曲副司令处理完手头的文件，晚上下班回到家里，大致了解了曲宁失踪的经过。夫人说：“一点先兆也没有，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说完，就嘤嘤地哭了起来。
曲副司令感到问题有些严重，一个电话，就把祝秘书叫了过来。祝秘书说：“我这就去学校，看他现在有没有回寝室？”
先旗和艾米早出晚归，忙得没有时间顾及果果。果果当然也不介意被他们冷落，况且，她来武汉还有自己的事情。每天风风火火，神神秘秘的，不等先旗和艾米起床，她就一头钻进了楼下的出租车，消失在武汉的街头。先旗和艾米也懒得去询问她的踪迹，撒野撒累了，她自然会想到回来，即使不回来，她也不会委屈了自己。
与果果不同，先旗和艾米似乎都是责任感很强的人。说不清楚，这种责任是对自己，还是对对方，仿佛宿命似的，要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什么，承受什么。白天，先旗和一帮朋友练琴，晚上去乐队参加演出，但从不在外过夜，也不喝酒，生活得极其规律；艾米则心甘情愿地早九晚五，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美术设计，她要用那些自己一点也不感兴趣的图纸，为先旗换取每月一笔不菲的医药费。先旗也不再为自己的病自责了，他觉得自己的健康就是意味着艾米的幸福。
从2001年元旦到现在，先旗和艾米来武汉已有大半年时间。除北京之外，他们在这座城市呆的时间比在任何一座城市呆的时间都要长，因为先旗与“愤怒的狗眼”、“武汉朋克”这两个词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艾米又与先旗联系在了一起。
“武汉朋克”是一个地下乐队集合，“愤怒的狗眼”是先旗加盟乐队的名称。他们有一个叫容浩的经纪人，一个留着披肩长发、帅气十足的家伙。在过去的大半年里，他们游走于武汉的酒吧和大学，在居仁门、东湖新村、八一路地下室、华师的BOYSTOYBAR，容浩带着他们4个兄弟张着大嘴，唱着把人震晕的歌。他们是吉他兼主唱先旗、贝司手江小扬、键盘手刘汉生、鼓手陈曦。除容浩和先旗外，江小扬、陈曦是来自两个不同大学的在校生，刘汉生则是本地歌舞团的一名走穴演员。
多少次，先旗从演唱现场赶回租住的小屋，总要轻轻地抚摸那个骷髅，总要在下半夜去吻艾米的脖子，然后把她弄醒，抱着她开始音乐与美术的对话。他说，正是在武汉，我彻底接受了“朋克”这个词和它包括的一切。
睡吧，宝贝（2）
先旗不止一次地问艾米：“我们是不是朋克乐队？”
艾米总是笑着说：“你说是就是。”
——我想不是，但这并不重要。当我看到在互联网上互相谩骂的人或阵营后，我觉得滑稽可笑。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自以为是、其实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或者是骨子里就想当艺术家的人。
——音乐和美术一样，在多大的程度上能感召人、影响人呢？ 我并不希望我们选择的工作能够改变某些人的生活态度，但起码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我想每天都对自己说一句：“我喜欢！”
——别人喜欢不喜欢都无所谓，我只希望有一个情投意合又懂音乐的人，像你一样对我说：“这个家伙不错嘛。”
——说说梵高吧。其实美术和音乐一样，你看看《橄榄树》、《峡谷》、《星夜》，那撕咬的、纠缠的、燃烧的、痛苦的弧线，那放肆的、闪跳的、焦虑的、愠怒的色点，犹如恶魔的梦魇，飓风的疯狂，叫你大脑迅速达到沸点，你想嚎叫，你会难以自持，这时它就是音乐。
——音乐可不可以表达内在？我想不能全部。有一次，我正翻看一本《通俗歌曲》，容浩出其不意地说，翻什么呀，这本书是给很“造爷”的人看的。他固然是在开玩笑，但说得很对。你看所谓的“2000'地下十大专辑”什么的，更是无聊。
——怎么办PUNK杂志我不懂，但不能拿《通俗歌曲》和《极度摇滚》相比。PUNKGOD，用容浩的话说，一个自称是GOD的人，不是疯子就是骗子，我倾向后者。
——真的“朋克”，假的“朋克”，什么玩艺儿？把“朋克”这个词当“真理”和“光明”什么的来对待，真的虚伪！“朋克”就是一个伟大博爱的人应有的身份，像个武林帮会，团结所有的兄弟，去对抗另一个帮会。
——像个武林帮会？音乐可不是这样的。记得有一位名人说过，音乐不分种族、国界，它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我想，绘画也是这样！
——那都是骗人的。我只喜欢“愤怒的狗眼”，是因为我和这个词一样烂！我知道的朋克，全都他妈的又虚伪又滥情。所以，我只想和我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做自己的事。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为将来准备的，我想将来有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呵呵，会的！我将来也一定要有自己的画展。睡吧，宝贝！
和先旗、艾米一样，安安这几天也在早出晚归。那天晚上，他约果果去“非常假日”时，他就有一种预感：果果不会来！果然，果果没来。白天，他上果果的临时住处找过她，却怎么也找不着她的影子。先旗说：“果果有好几天都没住这儿了，不知道她和那个曲宁去了哪里。”
就这样，安安每天都在这座现实的10层楼房前和那个虚拟的网络聊天室里徘徊，他想知道果果还在不在武汉？有没有回北京？但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关于果果的下落。
有好几次，在先旗和艾米的租住屋前，老房东用同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了他。安安心想，你这个老杂种，一定是把老子当贼了。后来，他干脆对房东说：“我刚从号子里出来，我找我的朋友，她从前就是住在你这儿的。”
房东说：“你的朋友是谁？是那两个大学生？”显然，他把先旗和艾米当成了大学生。
安安不耐烦地说：“不是，是另外一个女的，高高个的，挺漂亮的那个。老实告诉我，她去了哪里？”
房东有些紧张。“这两个大学生经常在深更半夜进进出出，我哪里知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