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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海认为，差距就是动力，有差距就有潜力。只要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弃旧创新，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李登海说：“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缺鼻子少眼睛，怎么就落在了人家屁股后面呢？”他在日记本里写道：“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从莱阳农校一回到家乡，李登海就把刘教授赠送的20粒美国种子连同自己的希望一起播进了后邓村的试验田里，星移斗转，两度春秋，他先后搞了2000多个组合，观察记录了50多万个数据。有一天，李登海在试验田里观察时，突然发现“107”株系叶片上冲、株型理想，苦苦追寻的紧凑型出现了，他兴奋异常。第二年他继续试验，谁知，“107”出现了雌雄脱节、花期不育等问题。但他没有因此心灰意冷，又经过三年的艰苦试验，最后运用割色叶、人工授粉等办法，解决了“107”的顽症。
1979年，一个用智慧、理想、心血浇灌出来的紧凑型玉米种——“掖单2号”终于诞生了，经国家玉米专家实地观察和测量，掖单2号新品种比平展型玉米每亩可密植1000——2000株，叶面积系数增大1。5——2倍，提高了光合效率，当年在全国首次突破了750公斤大关。
中国几代玉米专家和技术人员从未实现的高产指标，被农民李登海攻克了！
消息传出，中国人振奋了，外国人震惊了。美国农学专家逻伯逊博士慕名前来考察，啧啧称赞道：“了不起，真正了不起！”逻伯逊真诚地邀请李登海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为其提供全部奖学金。李登海婉言谢绝了。他说，他的玉米育种事业还刚刚开始，离不开中国这片热土地。
掖单2号以其紧凑型、穗粒重、高抗病和广泛的适应性，很快风靡全国。对此，中国育种界、栽培界专家给予高度评价。
掖单2号开创了中国玉米育种界的新篇章，展示了中国玉米高产的潜力，对促进作物栽培研究、改革耕作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次新的绿色革命。
掖单2号玉米品种从问世以来，在全国推广了20多年，至今仍保持每年1000多万亩的种植面积。这在世界种业发展史上也是个伟大的奇迹。
因为掖单2号等紧凑型玉米的推广，“六五”期间，中国玉米总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198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平均亩产150——250公斤范围，还有的亩产仅80——100公斤，而大量种植掖单2号的的吉林、辽宁、山东和江苏玉米平均亩产达到300公斤以上，很多地区出现大面积亩产500——600公斤的丰产方，辽宁省沈阳市的春玉米高产纪录亩产1119公斤，莱州市（李登海处）夏玉米高产纪录亩产1009公斤。
掖单2号声名大震，李登海手中一批新的育种材料也初露端倪。恰在这时，两个意外情况降到他头上。一是1984年，李登海被录用为市科委的国家干部，端上了“铁饭碗”，并且全家“农转非”；二是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他痴迷了10多年的后邓村农科队解散了。
往昔的伙伴有的进了工厂，有的跑起了运输。
李登海到市科委报到上班才几天，心里就闷得慌，感到六神无主，他在玉米地里习惯了，一坐在办公室里，看不见玉米就像掉了魂似的难受。他找到有关领导，恳切的说：“我这一辈子只和种子有缘，我还想再回到我的玉米地去。”
领导见他铁了心，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登海回到后邓村后，由于村里的土地分到了户经营，集体再没有专门的玉米育种地供他使用。李登海说服母亲，将母亲刚刚转过的城市户口又转成农业户口，在村里争取到了几亩口粮地，李登海就在母亲的几亩口粮地里搞起了玉米育种。
继续登攀的路是这样难，然而，另一条路也在向他招手。由于掖单2号增产效果显著，当地玉米种已经卖到了五六元一公斤，李登海手中的“原原种”更如同一粒粒金豆子。
按照李登海的成就和贡献，他本可以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然而，他领取的只是市里发给他的每月200元工资。
钱对李登海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他倾心的是玉米种子。他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金子更宝贵的吗：有，那就是我的自交系玉米种子。我只需带上两粒种子出国，就会变成亿万富翁。但是不能这样做，因为我那颗还在跳动的爱国心，高过金子、种子几百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农业却不发达，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农业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然而，我们却要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世界21％的人口。靠的是什么？
早在共和国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把发展农业生产当成关系共和国稳定的大事来抓，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提倡科学种田，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科学种田运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莱州市就开展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从1954年，这个市第一个农民技术队诞生以来，各种群众性的农村科学技术试验队相继而生，经久不衰。中间尽管有起伏，但到1972年，全市农科队总数达到了921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和能独立进行科研活动的农科队达到了212个，试验项目达到624个。1958年，全国第一次农村科技工作会议在这个市的西由镇（现在的三山岛街道办事处）王贾村召开。1978年，这个市的西由镇又作为农村基层科研活动先进单位，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1982年底，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相当一批“四级农科网”解体了，不少科研人员转从他业，一时间，莱州的农村科研事业陷入于了低谷时期。
农业科研的道路究竟怎样走下去？
在许多人都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1984年，李登海给当时的烟台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向集体要钱，自负盈亏搞科研”。李登海的建议得到有关领导的肯定。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如同强劲的春风，吹遍了莱州大地，莱州市的科技“藏龙”、“卧虎”经过三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又有了重整河山的机会。
在物质基础十分贫乏的条件下，1985年，李登海自掏腰包，在后邓村陆续盖起了10间瓦房，建起了60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办起了改革开放后的全市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掖县后邓农业试验站”。
试验站是建起来了，但最初只有一万元科研经费，钱少，大家只好自己琢磨着干，能省的钱尽量都节省下来；科研人员也只有李登海、毛丽华、张永慧、李登亭、王元仲这么几个人，后来又增加了李宏升、姜伟娟等几个人。开始，大家对玉米育种都还不太明白，也不知道怎么干好，白天，李登海就手把手的教，晚上，他又不顾一天的劳累，坚持给大家讲课，十几年来从未间断，每晚两个小时。直到现在，公司的新职工多了，刚到来时，大部分人都不懂育种技术，李登海仍然亲自给职工上课。除此以外，公司有了经济势力后，他还选送人才到大专院样培训，或者到国外参观学习。着力改变职工的知识结构。
为了扶持全市民办科研机构的发展，1985年以后，莱州市委、市政府也专门制定了《莱州市关于民办科研机构优惠政策的暂行规定》。对各类民办科研机构，金融部门予以优先贷款，科技部门在课题招标、成果奖励、计划列项等方面优先考虑，对民办科研所需的各种紧俏物资优先供应，并从减免税、建立科技发展基金、吸引本地和外地人才、转干、职称评定、家属农转非等10个方面制定了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在科技人员中产生了强烈的感召力，对促进民莱州市民办科研机构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89年10月，为了表彰李登海在民办科研事业上的突出贡献，莱州市委、市政府在三级干部会议上，为李登海披红戴花，发给奖金1万元，并两次发出了向李登海同志学习的号召，为民办科研人员树立了榜样，促进了民办科研机构的发展。
但是，在成功的道路上，困难总是与成绩同时存在的。
玉米试验站创办不久，便惹起了一些人的“红眼病”：他们说：“李登海发财了，家里趁个几百万”，“咱这的风水都叫他挖走了”。
1985年6月，后邓村土地叫行会正在进行，李登海的光临引起了一阵骚动：“怎么，他也还叫地？”“是不是李登海烧糊涂了，他都是县里的国家干部了，还回村瞎折腾！”
李登海做梦都想有块育种地，好从事他的育种事业，他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第一个站到台前叫行租地。
一位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