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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在今日之南斯拉夫沿岸的两个港口城市，一为查拉（Zara），一为拉固沙（Ragusa），也有相当多的船舶，想在商业上出头。威尼斯派兵占领这地区，于是土人不服，叛变的情事在历史连亘的发生。可见得自始至终威尼斯的政府要不是商人的发言人和主持人，就是他们的武装和后盾。
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对威尼斯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作家汤普森说：“只要看地图，我们也可一目了然，威尼斯是距欧洲中心点最近的港口。日耳曼的商人在此地先与海岸接触，中东的商人也是由此地将他们的货物资运到距市场最近的地方。”其实此优势还不限于直线上的短距离。意大利半岛的北端与大陆的主体相接之处，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要隘。在东部与德奥相通的为布仑纳隘道（Brenner Pass），从这高地到海上是一段没有障碍的大斜坡，直达威尼斯。西部则以圣伯纳隘道（St．Bernard Pass）通日内瓦及法国之香槟省（Cham…pagne），后者在中世纪的市集经常引起国际商人注意。而当地的货物一经圣伯纳南运之后，也可以循波河东流而入海，与威尼斯也是近在咫尺。
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的另外一个好处，则是避免了海上的侵犯者。意大利曾被称为“世界上被外人侵占最厉害的国家”。我们剔除陆上的来犯者不说，海上的来犯者，通常来自西南海岸，如法国之诺曼人（Normans）、西班牙之亚拉冈（Aragons）、北非之撒拉生（Saracens）等是，而不及于北岸。这样威尼斯将达尔马希亚（Dalmatia）（即前述之南斯拉夫海岸）控制之后，比其他自由城市有了最初几百年没有被间断发展的优势。而达尔马希亚之森林，也成为威尼斯日后造船不可少的材料。
威尼斯的船只向地中海东部发展之际，十字军东征应时而发生。初期的东征采取陆路，但是不能缺乏海运的支援，同时十字军既在中东获得立足之地，跟随着军人的各色商人也向圣地进发，而天主教徒对圣地的膜拜，更支持一种新生的旅游业。而这些事情的背景则有西欧的经济，经过漫长迟缓的发展，在11世纪后表现突然开朗起来。于是对威尼斯经商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她向东方输出之货品有毛巾、木材、金属，内中尤以铜、银在中东最受欢迎。从东方输入的物资包括丝绸、食糖、香水、木棉和调味香料。后者包括胡椒、肉桂、豆蔻等，来自远东，通常容积小，不多占船舱位置，所以每一容积内价格高，为冷冻尚未发明之前储制肉食之必需品，西方又无其他来源，所以最为重要。
谷物的供应也是威尼斯商业中重要的一环。迄至15世纪之前，威尼斯无意作食物之生产者。她的食粮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及黑海之滨。威尼斯宁愿做食粮的转口商，乘着各处气候不同、收成有盈短、粮价有波动时赢利，而不愿自己经营农业。这和中国官僚处处筹谋食物之自给自足，不鼓励各地专业发展其所长，忽视分配与运输的组织有绝大的不同。威尼斯的态度影响西方的社会心理至大。
贩卖奴隶是初期商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威尼斯参与其事，视作当然，也没有在各种记录中留下在良心上责备的痕迹。基督教徒的一个观念，则是信徒不使同教人做奴隶（因为根据他们的信念，一个人要受洗礼，才真是神前的苍生赤子，否则仍是野蛮人，让他们服役于无酬给的劳动，也不为过）。即算这种信条，也是规避的办法，例如拜占庭帝国的人民属于希腊正教，名义上属于天主教之威尼斯即可以强辞的说他们都是异教徒。俘虏只是奴隶来源之一，大部分奴隶出于本地人之绑架，在希腊境内尚有特别组织的公司专营此业，他们将捕获的人口贩卖与他种人。再有则中世纪以来，海军、海商与海盗，难有实质上的区别。有些武装商船突然出现于无防备的海岸，掳获女人和幼童亦常有之。非洲的黑人可以北运，斯拉夫人可以南运，希腊人和鞑靼人可以西运，并没有一定的型式，也没有一贯的主持人。奴隶在意大利多为家中仆婢，有的也为妾媵。在中东有的为宦官，在埃及收入军队里。土耳其各部落的习惯则专门收集年幼的奴隶，训练成为特种干部，储备为日后的高级将领。看样子也是当时奴隶来源充裕，于是土耳其人利用这种环境，使这些没有家庭关系的年轻人为他们舍死亡命，日后也收到种族通婚的成效。不过，大多数的奴隶则被发放于克里特及塞浦路斯（Cyprus）岛种田割甘蔗。迄至1000年左右，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至1366年威城才禁止公开拍卖人口。不过零星贩卖奴隶之事，仍常有之。这类事情以及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发展之经过，只显示资本主义国家之初兴起时其积存资本不择手段，有时难以避免中国人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说法。
十字军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宗教上的虔诚混为一谈。参与者固然是和回教徒作战奋不顾身，一方面也在趁火打劫，顺便侵略拜占庭帝国，觊觎希腊人在中东的属地，包括今日在叙利亚及以色列沿海各城镇。意大利沿海的三个城市国家，即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Pisa），又经常内哄。他们的争执，尚牵涉到爱琴海及黑海各处之发展与在拜占庭帝国经商的优先权。简略言之，即是在地中海制海权这题目上争霸。
这些事迹已经很复杂。而内中情节之传奇性接近荒唐者，无过于十字军之第四次东征。其荒诞不经，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可耻的光荣”（shameful glory）。
第四次东征之领导者为香槟之元帅威哈陶因（Geoffrey deVillehardouin）。香槟省的伯爵，同时为英国、法国两国王之侄子，所以由他发动组织第四次东征，欧洲各地的武士响应热烈。威哈陶因与威尼斯的统领丹多罗（Enrico Dandolo）签定合同，预定参与东征的有骑士4500人，侍骑9000人及所有的马匹、步卒20000人，于1202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合，后者供备船只筹备给养一年，为价84000银马克。威尼斯本身再配备武装船只50艘，无代价，但是东征获得领士，威城得分享其一半。
在预定集合之前，这种协定已有相当的蹊跷。参加十字军的人物鉴于前次的经验，认为要彻底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只有继续南进，彻底打击埃及。而威尼斯则因为商业的利益，和埃及订有密约，不打算南犯。威尼斯的眼光针对北方，并且怀疑拜占庭帝国和回教徒也有秘密的协议，而事实也确如此，他们已经在背面接头。
可是在表面上讲威尼斯已经履行了她的合约，在1202年各事都已准备妥当。运输船舰200多艘，有的尚系特别新造，船头有舱门专供马匹上下。此外武装船只之蜈蚣船，因一船有100多名划桨手，当船桨伸出时状似多足的爬虫，其所谓武装，则系近敌时，此100多名桨手都可以投入战斗。威尼斯整备蜈蚣船50只，最低限度即需划桨手6000人，虽说部分可以在亚德里亚海北岸斯拉夫人的地区招募，以一座只有1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如时完成这样的整奋，也可谓已经竭尽其力。
可是威哈陶因不能履行他的合约。东征人马预定33500，届时只有10000人凑集停当，同时他们没有办法筹集84000银马克之供应费。领导人再三请赞助人捐输，也只凑得50000银马克。威尼斯则坚持合同里的条款，不能减半的或部分的执行。这10000远征军驻扎于威尼斯一座外围岛上，进退不得。
统领丹多罗年已80多岁，双目失明，在各种记录之中，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有些历史家臆度他早已预料威哈陶因无法履约，于是胸有成竹。然而这时的查拉，在匈牙利国王援助与怂恿之下，又叛变威尼斯，势为一个新对头，也可能为亚德里亚海商业间的竞争者。况且地处于威尼斯船舰往东途中，也是今后安全的威胁。
丹多罗即建议，如果东征的武士会同他剿灭查拉的叛变，获得的战利品不难抵作合同内的供应费计算。西欧的武士无意将对土耳其人及埃及人作战的计划用在斯拉夫人身上，同时这一改变计划要他们攻击基督教徒的同教人，只是船只与供养都在威尼斯人手里，他们驻地和威尼斯也有海沼之隔，总之无可奈何，只好听丹多罗摆布。
十字军不费气力的攻占查拉，已是1202年的11月，而且这地方一被占领，拉丁的武士即与威尼斯海军队伍因争夺战利品发生冲突，双方经过制压之下，没有酿成大变，但是严冬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