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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政治在“大敌当前国贼未除”的气氛之下产生。法兰西已有两个总司令自动投奔敌国，在国内则征兵30万，又发生了温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内乱，土伦（Toulon）则降英，影响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这时候国民会议欲藉着内外军事政治的危机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其中牵涉到千缕百条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胁通成。1793年9月5日，国民会议提出“当今的程序（order of the day）为恐怖”，只不过公开承认业已展开的一种运动，增加其强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时候，新的组织业已开始。丹东发起组织的公众安全委员会（mittee of Public 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又通过国民会议，也操纵了立法权。它既像战时内阁有任免将官、总揽军事外交的能力，也藉着特务人员，监视社会人士，指挥革命法庭。它之诞生，证明非常时期实施三权分立之不合实际，也证实了柏克（Edmund Burke）所预言，法国过激运动必导引一种军事独裁。经过公众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由丹东而至罗伯斯比尔，又更通过巴拉（Barras）和赛亚司而至拿破仑，无疑是新法国高层结构之根源。
革命者此时还有一个有利之条件，是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组织也大致仿效巴黎体制。1789年旧体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组织了他们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都会里也有无裤党，他们从城市里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镇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当各地呈现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反对山岳党的吉伦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党的代表出任。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强人，日后成为“热月反动”之后法国的台柱。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强恐怖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配于富人，无裤党则承命协助他们按户搜索。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种种作为，加强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党的风格”。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出之督导员，有黎希流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长之才干，其中有些日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体制开始脱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目字管理的基础。即山岳党人物，有时抱有社会主义之趋向，也无从将这种思想构成一种系统。共产主义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压。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日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不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热月反动”之后，“五人执政”（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监视，其中各处接头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新组织和运动既脱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做越大。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身关系束缚地雇用经理，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日益显著。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热月反动之日）算作法兰西的出发点。以同样的眼光看来，事到当日，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深，即算他们都不具备做独裁者的条件，他们所创造的一种高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其实也并不尽然。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日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本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处置。例如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前，巴黎的无裤党已先失势。起先山岳党限制最高工资对无裤党一部分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已经产生了分化作用。以后这种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又没有着实地维持到底，则起先受惠的也日渐不满。罗伯斯比尔在清算丹东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无裤党的领袖失去凭藉，其他的则藉着机会在政府里做官，由革命者摇身一变而为职业性的官僚。所以“热月反动”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过头，人心思变，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实上各人都在计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们所谓非人身因素和集体责任，也不是说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我们无法从各个人留下的记录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盘局势，以逻辑上之推论，补文献之不足。
同时这样看来，卢梭之所谓“高贵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种极端。事实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饭，无法完全放弃个人之私利观。一到对外战争转败为胜，内外的军事威胁消除，恐怖政治已无必要时，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余，而且天主教会既已放弃它的地产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为虚。这些条件就已在邀请“热月反动”出现，五年之后拿破仑因时就势，只将既成事实确定。总而言之，世间既有经济则有组织。法国既已否定巴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产社会，则新组织只能从现状内个人的获得与占有参差不齐的条件下展开，其基本原则为各个人自识指归，则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可是在短时间内急遽改造，法兰西付出的代价不算不高。恐怖期间据说牺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这数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经审判，草率推上断头台的，又何止此数。里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沟之间，予以炮轰，南特（Nantes）之牢狱被传染病侵患，也无法给被监禁者食物，实为人间地狱，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让他们在罗尔（Loire）河中淹沉。专家估计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间，因之丧生人数达35000至40000之间，而间接受害者尚不计，所拘禁之嫌疑犯则可能为30万。因革命而引起的对外及以后长期的拿破仑战争，死伤更多。勒费弗提到革命期间陆军的死亡失踪人数达60万，而另一估计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间战死及因创伤而死的也近4O万，在一个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实为一个极大的数目。
然则全面动员，驱使法兰西7％的人口执干戈以卫社稷，其力量不可谓不雄伟，也不可能全为浪费。团结士气人心的成效不说，经济动员也是组织新国家的一种步骤。庞大的军队极需食粮、被服、兵器、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