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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有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一时农民负担之重，引起若干历史家强调，他们所付的土地税供应了政府的国家资本；他们所付的地租，又供应了企业家的私人资本。
我们所谓日本较容易地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乃是与别的国家比较，其历史背景内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开。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时代之需要衔合，其组织上之一般原则仍能迁就适用。即农村能承受“原始累积资本”之负担，也系维新紧接着长时间的封建体制，一般农民同样地被威逼，并不觉得上端的改头换面对他们的生活应当产生剧烈变化。甚至外界的压力也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不平等条约无非关税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权的羁绊。在企图脱离这些束缚的时候，日本只有竭心尽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现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庭程序。以这些新制度之组织，加诸传统的习惯与纪律，于是明治维新在历史上造成奇迹。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看不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德国—；—；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新资本支撑国家？
欧洲的民族国家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有千秋”的概说。当中最奇特之处，无逾日耳曼民族和新兴德国之关系。此二者既非两位一体，又不能分割。虽然互相重叠，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历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利则成伦巴底人（Lombards），在法国则为诺曼（Normans）及勃艮第（Burgandians）人，在英国则称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这些在德国以外之人民，各自树立了他们个别的民族性格，事实显然不在话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国的道地日耳曼人既操德语，又在历史上长期地表现了他们显著的民族性格，并且在文学哲学音乐与艺术各方面树立了他们的专长，却尚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国，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难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可是要画一条确切的国界，则在东西南北都有困难。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这帝国之皇帝名义上由德国境内重要之王子主教选举上任。实际上除了一次例外，亘四个世纪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遗传方式蝉联王位。哈布斯堡为奥地利王室。本来奥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国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经常与外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色彩。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的国家。因之神圣罗马帝国也摊上了若干国际性格。
如此古怪的局面终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即德国皇帝位，幕后全由俾斯麦操纵主持，他在1864年一战而胜丹麦，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年第二战胜奥地利，“大德国”的观念被推翻，奥匈帝国跨地过广，成分过于复杂，自此被摈弃于藩篱之外。“小德国”以普鲁士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东部的国界则已在瓜分波兰时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麦之第三战于1870年打败拿破仑三世，获得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将西部的疆界划分妥当。统一的工作在10年之内完成。俾斯麦的外交手段曲折圆滑，军事行动则靠事前准备周到，到头爽快利落，诚为19世纪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拜见访问过他，希望从“铁血宰相”的口头之间获得若干兴邦的秘诀。今日之教学欧洲史者一律犹盛道此人满腹经纶、眼光远大、手段谲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过去100多年来历史所增加之纵深，使我们产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国（即威廉之德国，有别于神圣罗马帝国之第一帝国及希特勒所倡导的第三帝国）之成立，与德国社会之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一运动相重叠。俾斯麦展开了马基雅弗利的作风，因时就势造成了他个人的丰功伟业，事诚有之。然则在他后面的社会运动与经济力量早已蓬勃进展，无从抑止，其范围超过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国在19世纪初期便于改造，主要由于土地面积与人口数目大小适中，宜于组成一个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国家。这时其社会及经济条件虽落后，其中也有性质上之不同，但无剧烈程度上之参差。这国家既无过去之中央集权体制，也不像中国过去之体制在地方上遗留的因素足以成为新组织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新兴民族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有英法的历史事例，大势所趋，很少人会在这时候打算从中阻挠，一般人心趋向改革，只有温和派与过激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统一过程中产生问题。对外战争不仅使人民同仇敌忾，而且就此发挥了新国家的功能。
缺乏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国已有数百年之历史。自宗教改革期间算起，德国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国土，主教区与大主教区以及自由城市的辖境并合组成。历来三等不同性质之单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纪初年，总数仍为314。此外尚有1475个帝国武士（Reichstritter）也各有封邑。今日之旅游者溯莱茵河而上，仍可以看到两岸的山头留存着断壁颓垣的城堡，每隔5英里、10英里必有一座。河上交通之枢纽则有昔时之关卡。其政权既如此粉碎，其体制必须属于封建，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属之小单位的对称与均衡也（中国只春秋之前有之）。
自17世纪以来，德国又多次成为国际战争之战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德国经过高度的破坏，人口与牲畜都曾剧减。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一度执北欧商业之牛耳，有不少德国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纪以后英荷为海上之威权，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银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间因西班牙王室赖债（1607）而破产。总之，德国初期经济早熟，各部分早因各种原因而偃旗息鼓。又经过18世纪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接下来的拿破仑战争，外国军队不断进出德境。拿破仑扬威之日，法军占领德国重要城市与海港。普鲁士既被摊赔款154000000法郎，还要供应占领军。而最给德国经济打击的无过于拿破仑之“大陆系统”（continental system），此举原为法国报复英国海上封锁而设，而德国向外输出谷物价格大跌，传统上之亚麻布工业失去海外市场，船舶与运输当然也为之锐减。
迄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于次：除了莱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穑夫缺乏行动自由。地主之产业也受遗传顺序之限制。一般的说来，即是私人财产权缺乏现代化的规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中，受习惯法支配，因此土地亦无法有效使用。工业生产受同业公会管制，物品只供应本地的狭窄市场。拿破仑战争之前，对英输出只有输入的1／6。本国所出的丝织品、天鹅绒、金银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则限于高级人士之用，数量有限。行政区域分划过小，是其基本弱点。德国虽有自然赋予之优良水道系统，只因为关卡林立，阻挠物品流通，无从发挥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过森林中开辟的小径”。在日后德国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70％住在乡村。全国只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6万。其中以柏林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万，其他“都会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数千人至一两万人的市镇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较英法为低。主要食品为马铃薯，盐渍鲱鱼已属珍品。19世纪初期机器已由外间输入，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实验室和博物馆内之品目”。
可是德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矿藏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纵使工商业没有赶上时代，商业枢纽和制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后增进与展开。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败于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