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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天命”。次之又有加尔文之命定论，被选获救之人与被谴罚的人，外表并无区别。信徒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相信自己之被选，以信心拒绝旁的引诱。“所以有时候人家说，一个加尔文的信徒，创造了他自己的救赎。”他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经常在犯罪、忏悔、被赦和重新犯过之中打转，因之“一个通常人之道德行为剔除了没有系统、没有计划的性格，而接受一种经常一致的方式”。韦伯在他书上的“作者自序”不断重复提到“合理化”，他用这个字眼，着重其中肃清了“不合理性”（ir…rational）的成分，等于说在宗教上各人自存信心，在行动上则不应当再受迷信及各种传统之限制。这已和本书一再说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低层机构里，各事物都要能自由而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之原则极为接近。惟其如此，信用之展开、经理之雇用、技术之合作，才能透穿整个社会，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韦伯则强调资本主义之秘诀在“合理化的组织劳力”（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bor）。他更强调这是“自由劳力”及“合法的自由劳力”。论中国社会时，他指责宗法社会造成父母威权，宗祠放债收租，各村镇自成一经济单位，都有阻碍自由交换的趋势，也都是“不合理”，都妨碍“合理化的组织劳力”。
然则所谓自由并不是人人各行其是，更不是每人自私自利，毫无心肠，不知忌惮。资本主义之精神认为赚钱不是坏事，务必有如富兰克林所示模范，有诚恳的态度，以各人良心作主宰，每个人站在本身的岗位上克尽厥职，又不好吃懒做，于是这种精神才能发挥成一种群众现象（mass phenomenon），打破传统，取得最高的地位（supremacy）。简言之，韦伯以为资本主义曾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段。不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新教之伦理，则在物质方面的成功。因为这种功业固然不能使各人因此得救，却可以增加上帝之光荣，也是各人自具信心的象征。
所以陶尼写着：“资本主义被解释为各个人大规模的行动，控制着大量资源，由投机、贷款、商业企划、海盗行为与战争，使主持人收到丰润的收获，这是旧事，与人类历史一样的久远。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经济系统，以法律上自由的工资收入者的组织为基础。由资本家及其经理人组成，以赚钱为目的，并且使社会上任何一部分都受它的影响，这是现代新现象。”如此也印证着本章开场白所说，所有权与雇佣凝结为一，在社会里带整体性的一种情景。
韦伯并没有如他人之猜想，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经济发展之福地，进步之最后阶段”。他知道人类的弱点，他也知道禁欲主义没有前途。清教徒的勤俭寡欲没有别的出路，必至发财。一旦钱多，则骄奢淫逸也跟着来，如是“宗教之面目犹在，其精神则丧失殆尽”。事实上这种因果循环的现象，已因英国卫理公会派（Methodists）之出现而坐实，表现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腐化，另一个取而代之，可是在他著书的时候，则连下一个替身也找不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最盛，内中却全无宗教伦理之意义。韦伯怀疑，在“最后一吨煤烧完的时候”（等于我们今日说及最后一加仑汽油用尽的时候），是否会有预言者出，指示新途径，或是过去的理想和观念又有一度翻新，去迎合新的局面，不然则不能磨洗既往，也不能开拓将来，只有全世界沦为机械式之僵化（mechanized petrification）。在种种未知数之间，作者无从预断。
宋巴特的书中也有类似的结论。他的论文既发行于韦伯之前，而且韦伯批评他的文字多，他却很少提及比他小一岁的同道。照理讲，他是两人中之较富独创性者。可是他于1913年著《资产阶级》（Der Bourgeois，英译为The Quintessence ofCapitialism，即《资本主义之精萃》）时，说此书为他以前著作的一段总结，书中也隐约提到韦伯。我们摘要介绍两人论点时，不妨将他摆在韦伯之后。
宋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两种精神混合而成。先必有企业精神（spirit of enterprise），次则有资产阶级精神（bourgeois spirit），大致与上述陶尼解释资本主义可分为新旧两段相仿。前者使用暴力，渗入各种投机及技巧，利用各种发明及货币之力量，造成庄园制度、国家、文官组织及海外探险与商业公司。后者出于中产阶级品德之发挥，主要的成分为勤苦、节俭、精于计算。分析资本主义之根源时，宋巴特采取种族主义（racism）立场。本来韦伯已有此趋向，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曾说：人类生活分工合作之合理化经常出现于西方，而不出现于他处，“自然地使人怀疑遗传之差异，是其中最重要原因”。接着他又说，他承认自己“倾向着相信生理上之遗传甚为重要”。可是他仍保留的说，以当日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尚不容许他在数量上或质量上下结论。宋巴特之种族主义则极端明显。在他看来，所有欧洲民族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格，可是程度不同。因为资本主义之企业精神首先来自战胜攻取，所以最初以罗马民族成员（ethnic element）及日耳曼民族最为重要，他们同属于“英雄式”民族（Heroic Peoples）。资产阶级的精神则是“贸易民族”（Trading Peoples）的贡献，当中主要是佛罗伦萨人、苏格兰人及犹太人。
佛罗伦萨人可以列为一种特殊民族，因为他们带有“希腊及埃楚斯卡（Etruscan）血统”。苏格兰虽带有资本家的血缘，但苏格兰高地的人民相反，因为他们属于盖尔特人种（Celts）。这人种只有低度倾向的（under－inclined）的资本主义性格。因为同一种族的原因，爱尔兰人也不会做生意。法国人有盖尔特人的混血，这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不能高度在法国展开之故。
无可否认，宋巴特深受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他的研究，只要能稍微放弃主见，着重各国地理环境之不同，如强调某种国家的农业社会性格，安土重迁，存积着很多传统的习惯，不容易抛弃去参加韦伯所谓“合理化的组织劳力”，即言之成理，可以作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根据。又如他论人类迁殖，提出犹太人之迁徙，基督教异端之被逐放，和欧洲人之移植美洲，都有促进资本主义之功效。此中亟应加入的是这些人脱离了土地的约束，他们又有较高的教育水准，迁徒时也必带着相当的资本与技能，更在新环境内保持了各成员间的互通有无之必要，就已接近资本主义之性格，而用不着混入无法证明的“血缘资本主义”（germ－capitalism）。
以上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今日是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简单来说，其观点已过时，现在虽有若干用途，已出两位作者及20世纪初期读者意料之外。。
宋巴特作品除上述不受处外，其他方面的理论有逐渐修正的趋势。一个作家的学问不能因其人品而动摇，但是如果其见解之本身亦带机会主义成分，则另当别论。
资本主义原为物质生活突飞猛进间的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皇权既因之改变性质，社会阶级与国家观念也受有类似程度的影响。它在17世纪冲击英国时，人类史里无此前例，宗教之教义亦无能避其锋芒。虽说在这种庞大的改组中，重要的因素必有互为因果的可能，可是也免不了正反分合的形势，此时用加尔文的教义来解释这庞大的变化，韦伯即难免“所欲迁移者重，手中掌握者轻”的批判了。加尔文主义在16、17世纪带有流动性质，在荷兰即分裂为控诉派及反控诉派（详第三章），英国也有加尔文教徒之称亚敏林派（Arminians）者，被控与大主教劳德（详第四章）为虎作伥，与议会派作对，也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同流。韦伯以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之勃兴，对天主教的国家之进入资本主义，远者如威尼斯，近者如比利时，无所置辞。
总之，韦伯的理论出入于神学及哲学之间，又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成分。可是资本主义见诸行动，事实多于理想，其展开又非任何人可能筹谋。陶尼说，不论是荷兰或苏格兰，不论是美洲或日内瓦，加尔文派总是开始于专制与独裁，而终于功利主义及个人主义。提到荷兰，一位历史家也曾写着：“关于对上天问题的解释，很多人可能因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关于宗教的事，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