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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廷的立宪，革命党人更是抱有一种普遍的怀疑，如宋教仁所抨击的，“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905年，企图用炸弹暗杀出洋五大臣吴樾也愤愤的说：“满人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至于章太炎大师那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更是成为一时的流行语。革命派对清廷的敌视和彻底的不信任，这大概也是清廷权威下降的一个例证罢。
革命党人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排满主义充满激情，又有历史的例证，这种感性的宣传最能起到效果。毕竟，大多数下层民众当时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使认识几个字，对于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和革命纲领也一时难以理解。因此，要想让他们拥护“排满”革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汉人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然简单粗暴，但却能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大行其道。颇具讽刺的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理性的诉求一般都不敌感性的宣泄。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也绝对敌不过陈天华和邹容那几本充满激情的“排满”小册子。
未完待续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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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正如历史学家杨宽所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
由此，“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党只要把所有的罪恶全推到了满人的头上，这就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
这就象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当时排满主义的宣传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是不承认满人建立的王朝，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异族所得的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由此，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亡国，现在要做的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也曾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在他的眼里，在中国似乎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而满人是异种异族，入主中原就是异族王朝，是殖民政权。在这种荒唐的逻辑之下，所以章太炎宣布要召开“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而邹容则在《革命军》中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看来，满人当年拿着刀逼迫汉人留大辫子，不但给汉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也使得爱新觉罗皇族的后代要到两百多年后还账了。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比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就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的支脉。为了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很多革命党人主张“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后来革命鼓动家陈天华在他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里，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黄帝乃是汉人的“始祖公公”，而完全摈弃了清朝的皇帝年号。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大力揭发清朝的暴政和民族压迫，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特别是揭发满人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记》等禁书在日本的大量印刷，其传播更有利于激发汉人的怒火。在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革命党人跟随把责任全推到清朝统治者身上，指责他们为了异族政权而不惜出卖国人利益，祸国殃民，听起来倒也蛮象回事。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几位知名的革命宣传家，一是邹容，一是陈天华，另外一个是章太炎。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富商家庭。1902年他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后来因为参与强行剪除南洋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张继都参与了此事）而被驱逐回国，后来避居上海爱国学社。
1903年的时候，邹容写下了热情澎湃的小册子《革命军》（约两万多字）。后来，这本小册子经章太炎润色并作序后，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邹容特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这本小册子里，邹容大力宣扬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云云。孙中山曾赞誉这本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大动人心”的好作品。
后来，由章士钊主笔、宗旨为“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有为）”的《苏报》对《革命军》大加宣传，被当局认为破坏安定团结，影响极坏，因而勾结了租界的洋人将爱国学社和《苏报》查封（可怜清廷无权进入租界抓人，看来租界对革命还是有点好处的），并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最后，经过租界公审会廨的审理，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监禁两年，结果邹容便在狱中病死，年仅20岁。
未完待续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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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留学日本前曾在岳麓书院等新式学堂中学习，后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日本期间，他曾积极组织并参与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随后，陈天华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风行于世，影响甚大。两书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痛斥清政府是“洋人朝廷”，并认为唯有革命是“救世救人之圣药”。在书中，陈天华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
陈天华后来回到长沙参与组织了华兴会，并与黄兴等人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随之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此期间，陈天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一周后，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时年三十岁。
第三个是来自浙江余杭的章太炎。说起章太炎，得先说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康氏在流亡海外后，反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俨然一政治明星，至少在华侨圈中颇受欢迎。不过，康有为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依旧在海外大弹特弹他的保皇老调调，鼓吹“中国不能革命”。康有为自命是国学大师，邹容、陈天华等人徒有激情而缺乏理论的文章可能还真驳不倒他。
这时，出身书香世家、具有深厚国学背景并从学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康有为和他比只能算伪大师）的章太炎发飙了。他在1903年发表了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驳斥可谓是痛快淋漓。
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胡说“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立马给予当头棒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乃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在文中不无讽刺的说，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那为何“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