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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下一顷之数，万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得不为将来要进行的移民先留下一个空间。
金学曾听了却不得不有另一层考虑：“皇上此法虽妙，却不易实现。当年太祖皇帝也推行过类似的治法，但那些田主却将手中的田地寄到亲戚族人，或者是家中仆役的名下，也就避开朝廷政令约束了”
“这一点朕也知道，要想实施不能单靠官府监督，也不能光靠朕的旨意，若是旨意能够通行，太祖皇帝时也就不会有这般情况了。朕欲改《大明律》，将户篇田宅卷加以改变，将官田如何分租与民、民田个人占有数量、如何征税等等都要详加列述，定下奖惩之法。像你刚才所说的问题，除了定下敢于违法者，其田地悉数抄没等惩罚外，还要加强地契明文，官府只认地契，而不认他们私下商定，如果将田主敢把田地寄到亲戚族人等名下，那么亲戚族人大可将其卖了，看还有谁敢寄名逃避！”
“皇上，《大明律》万不可更改，这有违祖制啊！”金学曾提醒道。
万历现在最烦的就是有人跟他提什么祖制，自己宗室都敢废，还有什么祖制不能变的？正想发怒驳斥，金学曾却抢先接着说道：“大凡祖制，就是后世遇事，而前朝已有先例者，就当依前例而行之意，皇上今日施行之治，后世也当依此实施。虽然也有明文，后人若有更为合适的处置之法可适当更改，但《大明律》却不在此列，太祖皇帝在《大明律》中定有明文，严禁嗣君“变乱成法”，后世要依律行事，不得更改，皇上若改，《大明律》将不存矣，国法又当何在？”
这一点万历是没想到的，既然入了《大明律》，那就与其它的祖制不一样了，人都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己这个皇帝是绝不能带这个头的，可立法权是一定要抓到自己手里的，历史上弘治、嘉靖、万历三朝都有过修改，他们又是怎么实行的呢？
“那应该如何？”万历询问道。
金学曾想了一下：“改是不行，但可以修！弘治十三年就修有《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到嘉靖二十九年又增至三百七十六条。皇上可将修律一事交给内阁六部公议，再将皇上要推行的法度条目修成例，如在田宅卷外，再修一田宅新例，做为辅律推行！”
中国的语言文字被这样使用，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喜，这不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吗？万历在心里嘀咕道。不过金学曾的话倒也让他本有的修订法案的想法，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修订法案不单单是为了依法治国，法律还是一种统治武器。可现在这大明律对他来说，就像是一部宪法一样，自己要想修订的任何法令都将不能与之冲突，原己想要废除定罪“八议”，现在也只能先继续用着，或许可以将“八议”的权利收回，自己还可以用这个权利，先对大明律中像诛连这样过于严刻的刑罚做缓和处理。
明白了其中道理的万历，点点头认可了金学曾的提议：“既然是新修，也就没必要叫例了，前例可依也可不依，因此不具约束，还是叫法吧，律法律法，律前法后，也不违太祖定的《大明律》”
万历自己也玩了一把文字游戏，金学曾在心里偷笑一声，也没接话。
万历接着说道：“原督察院都御史陈玠为官不行，但与法一道还是颇有研究的，先生几年前让他领着督察院，也正是看中他这一点。朕想将他调往大理寺任寺卿，再在大理寺下新设一修律司，专职修订各种律法。朕不但要修田宅法，还要修商法、工法等。原大理寺寺卿宋应昌就调往兵部顶替张佳胤的空缺，任兵部右侍郎”
第三卷 工业革命 第十二节 宣传部门
金学曾对于万历的人事任免不敢提什么意见，但对于人均一顷之数还是觉得无法实行：“皇上，臣还有一事觉得不妥，就以江南而言，南直隶沿长江两岸及浙江一带共有田亩一百六十余万顷。除去南王、荣王二室封地，及金陵二十卫，杭、宁、绍、淞四卫的军田，再加勤国公及几位前朝官员赐田外，尚有一百一十万顷都属民田。若按皇上定下的每人一顷之数，则需有一百一十万人，江南纵是再富庶，也不可能有这般多的人能买的起一顷田地。就算化而小之，按亩散买，地价再跌，有银买地的平民也不在多。臣估最多民间只能占去半数，而余下之五十余万顷朝廷若想购回，就以每亩十五两的低价算，也需有七八亿两白银，现在朝廷绝无此财力可资实施。余下田亩如何处理？是强制收回，还是让其荒着？不管如何选择，都必生民怨。江南乃朝廷财赋重地，乱不得啊，还请皇上三思！臣以为，不若依然让他们经营，朝廷从中收取赋税，并严令租银数目，着各地官府严加督办！”
“不可！”万历想都不没想就拒了金学曾的提议：“正因为江南是财赋重地，历年来朝廷用度大都出于此，已使得百姓困苦不堪，民怨还在少吗？百姓不可无地可耕，纵是租银再高，百姓也不敢不认，毕竟能得一斗亦算有得，最终租银还不是由田主说了算，历代关于租银数目可谓三令五申，各地官府又可曾督办得力了？朕若想解决田地问题，江南就必须要解决。朕想过了，余下田亩，若肯卖给朝廷，朝廷一时是无财力支付，但却可以分成数年支付，大不了给他算些利钱。另外，田主也可将田地交由官府，让官府将之租与农户耕种，每年他们再到官府领取租金，只有如此租银数目才能由朝廷控制。若是这两样他们都不肯为之，而敢于作乱生事，朝廷就是少了几年的财赋收入，也誓必要踏平他们！”
万历说的话虽是恶狠狠的，但心里却非真是这般想的，若真要走到这一步，他大可不必这么麻烦，只要下道圣旨将所有田地都收为国有，再拉着军队四处走走岂不更省事，但这样一来，一些好的东西也将不复存在了，所有的理想也将无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一一实现。
金学曾听了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忽然间觉得眼前这个皇帝身上充斥着戾气，这股戾气伴随着君王的无上权势，足以让挡在眼前的一切瞬间消亡。真不知道对于现在的大明朝来说这样一个君王是好还是坏，而自己又真能伴虎而不被虎吃掉吗？
金学曾正犹豫着要不要再度进言，万历却接着缓和了语气说道：“当然，朕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后果。因此必须要使政令通天下，开启民智，使每个百姓都明白这是朝廷的治法，明白治法当中的益处，自不会受人唆使，起而闹事。朕就不信，若没了百姓，那些田主还敢自己拿着刀枪公然与朝廷对抗不成？但要想政令通畅，民智得开，就须有专门的人负责将朝廷政令、国事法制造知与民，使民知政知法，方能聚得民心。现在纵是皇榜，到了县衙一级，也就是在县城张贴几日，百姓又多不识字，皇榜内容多从别人口中听得，一传十，十传百，话也就变了，朝廷本是好意之举，也就被传成是待薄百姓，最后就都说是朝廷的不是，也就说朕不是一个好皇帝！你莫拿《论语》与朕论道，朕就是要这般做，你说，如何方能做到？”
万历一直想着成立一个宣传部门，虽说这时有坻报，坻报可分递与报，递传的是行政命令，报则是类似于报纸的一种抄传，但抄传更多的只是一种内参性质的报纸。各地呈送京城的坻报要快一些，而从京城传出去的，内容和时间上就都定数了。十三个省都在京城设有一个联络处，朝上议政的内容和人事变迁等等事情，或六部都可以派人抄写一份，各省的联络处再派人到各部去重抄一份，但各部及各省大都抄写一些关系到自己部门职责的事情，因此就有了节选，再往下知道的就是这节选当中的内容。如各省联络处将关于本省的内容抄写出来送回省里，而各州府又只节选一部份，再到县一级，内容也就少的可怜了。再加上没有专门传递的人，大凡都是上下级衙门间有事传报时，顺便将抄报带上。
不管是递还是报，到了官员手中也就是最后一手了，一些有钱人要想知道点朝里的事，或者是京里官员的花边新闻，就得给衙门里的文书一点钱暗中再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