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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
由于朝鲜人民军在火力、兵力等方面大大逊于“联合国军”，因而被迫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毛泽东主席彻夜未眠，他在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领导东北边防军所属部队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发出紧急电报：
（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是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
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
高岗一看电报，是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
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同志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答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其实，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突出，毛泽东一直在考虑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毛泽东从和彭德怀在20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交往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立马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适合了。”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他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
这次会议还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初步把我国出兵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说：“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不巧得很，10月3日华北地区乌云密布，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我国只有苏制的小型伊尔—14螺旋浆飞机，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宜起飞。所以，直到10月4日周总理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才飞往西安。
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们急匆匆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见彭总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向中央汇报。来人开门见山，对彭德怀说：“毛主席请你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到了北京中南海后，周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并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好紧张吧！”
彭总一边说：“没关系，没关系。”一边与总理步入会议厅。
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了，都起来和他握手。
毛主席说：“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谈谈你的观点。”
最后，中央决策出兵朝鲜。10月18日，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
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10月18日21时。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随在渡江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大桥。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三十九、四十二、三十八军和三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乐、长甸河口和辑安三个渡口，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第四十军首战南朝鲜军，抗美援朝战争从此正式开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给“联合国军”很大打击。第三次战役后，我军按照计划转入休整。此时，志愿军虽已取得一定的对现代化装备之敌的作战经验，士气高涨，但是减员甚大，兵员没有得到补充，而且第九兵团尚在元山、咸兴一带休整。第一线兵力只有志愿军六个军21万余人，人民军三个军团7万余人，而敌人有23万余人，我仅在兵力数量上略占优势。从战争实践看，“联合国军”依靠其优势的装备，在遭到我军攻击时组织撤退快，在我军停止攻击后，组织反扑也快，不容许我军进行较长时间的战场休整。因此，如何解决我军的休整补充问题，便成了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确定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根据我军的供应能力和战场上作战的需要，设想志愿军编组为三番作战部队，每番部队作战两个月左右，并为此计划了兵力。轮番作战的具体计划是：以正在朝鲜作战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五十、第六十六军和正在朝鲜休整的第九兵团之第二十、第二十六（已休整完毕）、第二十七军共九个军为第一番作战部队；
以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和第三兵团之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及在朝鲜休整的第九兵团三个军共九个军为第二番作战部队，4月上旬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第一线部队作战；
以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四十七军，第二十兵团之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西南军区第十、第十一、第十六军和第一番作战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