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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华东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解放孔子故里曲阜。
7月6日，陈（毅）粟（裕）野战军发起睢杞战役，连下睢县、杞县，活捉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
7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攻克襄阳，生俘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了全国战场上的主动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军队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且眼下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机动兵力只有170万；而国民党的老对手——共产党军队的数量，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人，并占据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国土和拥有占全国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资源雄厚。
国民党的作战方针已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又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成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
在东北，截止到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了57万，蒋介石三易统帅，未能挽回颓势。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官后，经过整顿，虽然手中还拥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计55万人的实力，但已被东北野战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陷入欲退难舍、固守无力的境地。
卫立煌心中明白，手中的55万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东北野战军的打击，其中有些是被歼后重新组建的。
就连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新六军，也伤痕累累，战斗力大为下降。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彼此孤立的战略据点内国民党军队，犹如三叶扁舟浮在茫茫大海之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罗荣桓麾下的百万雄师和占东北总面积97％的土地与86％以上的人口。
实力的天平已完全倾向共产党军队一边，一场战略决战，将要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展开。大战之前，一片宁静。
在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报纸仍在散布陈词滥调：“沉寂半年来之东北战局，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沈阳城防固若金汤，国军决不放弃东北！”
然而，隐藏在这后面的，是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在东北战、守、撤战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1948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在东北的战事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当时，摆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国防部面前的，有两种可选择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据点，坚守东北；二是放弃东北，将数十万部队撤入关内。
早在1948年3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就向蒋介石提出过撤出东北的建议，敦促蒋介石利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后期，沈阳、锦州间兵力较少的机会，“撤出满洲”。蒋介石的态度是：“今天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所在。”这样终于错过了撤出东北的机会。
5月6日，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高级将领飞抵南京，聆听总裁面谕。蒋介石表示，决定以全力支援东北。
6月间，蒋介石致电锦州守将范汉杰，令其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而“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
直至8月初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军国防部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确定的方针仍是：固守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其实，蒋介石也意识固守东北孤立据点的危险性。他在其一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加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决心，则沈阳20万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决计“固守”东北，蒋介石除政治原因外，还有其它原因：其一，蒋介石始终认为：“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苟满洲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相反，如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有利于傅作义在华北作战。待关内形势好转，再增兵东北。
其二，蒋在东北仍有55万兵马，固守几个孤立据点，他还是有信心的，认为东北野战军没有强大的炮火，也没有攻打重兵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但在如何固守东北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将领发生了严重分歧。
蒋介石曾允诺“支持卫立煌保全东北”。后来，他看到锦州有被袭取的危险，就敦促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锦州铁路线。主张以周福成的第八兵团部指挥第五十三军和第二○七师守沈阳；将驻沈阳地区的主力第九兵团（辖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由廖耀湘指挥移至锦州地区。
然而，这一方案卫立煌及其手下高级将领大都不赞成。
卫立煌认为，“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当时东北野战军占领了锦州、沈阳之间的要隘沟邦子。由沈阳打向锦州，中间需经过辽河、新开河、绕阳河，部队极易被切断、分割包围，且道路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和大部队难于通过。所以卫立煌主张固守沈阳，加紧整训，伺机出击，扭转战局。
早在2月20日，蒋介石就派国防部作战厅长罗泽■、副厅长李树正携带撤出沈阳主力的方案征求卫立煌的意见。卫当即表示不赞成，并派郑洞国飞抵南京见蒋申述。而蒋则让郑洞国转告卫立煌，立即执行“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
2月25日，郑洞国返沈阳复命。
当天，卫立煌即召集高级将领研讨蒋之方案。各将领几乎众口一词“集中兵力坚守沈阳”，不同意蒋的计划。卫立煌又派赵家骧、罗又伦飞赴南京再次向蒋面陈。
直至4月初，蒋也没有说服卫，只好同意在东北暂时保持现状。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又督令卫立煌发动进攻，打通沈锦线。卫立煌还是按兵不动，再派赵家骧、廖耀湘、罗又伦到南京。
直至1948年8月4日至6日的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卫立煌仍然不肯挪窝。他认为：“一、判断东北共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在锦州，对沈阳则采取围困办法。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能轻举妄动，须应付共军10月攻势。三、维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第二。。”
9月初，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又提出一个新方案：放弃锦州，守锦西以西，拆除沈锦段铁路，将锦州兵力用于沈阳，打通营口海口，接长春部队回沈阳。这是一个经营口逐步撤出东北的计划。
可是直到东北野战军大部队挥师南下，东北国民党军亦没有形成一个上下共识的作战方案。就在此时，东北野战军拉开了辽西大战的序幕。
9月12日，战略决战的第一枪，首先在北宁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打响。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由建昌出发，奔袭山海关至滦县之敌。至9月17日，先后攻占了昌黎、北戴河等要点，切断了国民党军自华北增援东北的陆上通道。
9月13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由台安、北镇地区隐蔽南下，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了义县敌军逃跑退路，打了义县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随后，第八、第九纵队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锦州，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官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及其所部15万兵马围得铁桶一般。
范汉杰曾以数个师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同东北野战军争夺锦州至义县的公路和锦州外围高地，结果大败而归。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纵队和炮兵纵队也相继进入锦州以北地区。
至此，东北野战军彻底切断了辽西走廊，将沿该通道部署的国民党军分隔于锦州、葫芦岛和秦皇岛以及山海关三个地区，并完成了对锦州守敌的包围。
范汉杰惊诧：“共军来者不善！”
卫立煌疑惑，难道预料中的10月攻势提前开始了？
9月30日，上午，双城镇。林彪、罗荣桓及其作战指挥和保障机构人员此刻正奔向双城车站，前往辽西。
为迷惑敌人，装载林彪、罗荣桓和东北野战军指挥机构的火车，没有直接南下，而是先往北走，经哈尔滨后又转向东南，驶向牡丹江。晚上10点多钟，列车突然转向西北，经昂昂溪南下。在这趟军列的第5号车厢内，林彪正对着地图沉思。与5号车厢连接的，是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