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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内蒙古省军区而言，商都反击战失利加上察哈尔右翼后旗一线撤退过程中后卫部队的损失。军区在这一战区的主要机动兵力―独立师和独立坦克团基本已经无力再战。其中军区独立师参战的2个主力团均伤亡过半。而独立坦克团在苏联陆军武装直升机的追猎之下更是战损严重，全团参战时的仅有25辆坦克撤回到了集宁一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内蒙古军分区在不抽调包头方面守备部队的情况下，理论上维持集宁一线的防御都颇为艰难，根本就无力展开反击。但是在中央军委下达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军管命令的同时，改组为华北战区司令部的北京军区也下达了组建内蒙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内蒙古省军区司令柴雄除了身兼内蒙古军管会主任之外，还被任命为华北战区内蒙前线指挥部副总指挥。
同时被任命为这个战区指挥机构副总指挥的还有中国陆军第69集团军司令余鸿宾。从这一任命上便不难看出华北战区司令部已经将驻守山西大同的第69集团军纳入了内蒙战线之中。如果从中国陆军编制中曾经存在的70个军中挑选出历程最为曲折和传奇的，第69集团军或许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第69军。
第一个第69军存在的时间之短已经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陆军的记录了。从1949年1月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授予番号开始到1949年3月21日撤消为止，前后不到2个月，不仅部队尚未整编，甚至连军部都未来得及组建就已经消失了。但是这支部队在未整编之前却可以说是战功赫赫。作为由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独立第第第11军分区各一部组建而成的华北军区野战军第7纵队，自1947年11月29日成立以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先后参加了保定外围作战，平保铁路破袭战、阻击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解放保定以及声势浩大的平津战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不仅确实有部队、有一定战功，而且还确实计划有番号的部队突然就被撤消了的确令人费解。不过好在还没有举行番号授予及成立大会就已经撤消，可能连部队的战士还未知道自己曾经是第69军的一员。
而此刻加入内蒙战区的第69集团军则可以说是中国陆军之中最为特殊的一支。与众多根本苗正的同僚相比，他的历史或许谈不上光荣但却同样辉煌。岁月无法因为他来自于一个不同的阵营而抹去其身上的峥嵘。尽管已经很少有人还了解他那些远去，就如同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还知道今天的内蒙古省会呼和浩特在1954年之前曾有过另一个名字―归绥以及同样以之为中心的另一个行政板块―绥远省。
最为民国时期塞北四省（其他三者为：热河、察哈尔、宁夏）之中居于核心位置的绥远，在明清两朝都是中原帝国北部边防的重心之一。但是在民国初年由于兵火战乱加上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最终令昔日牧歌声声、客商云集的草原枢纽陷入了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窘境。而这一情况直到1931年晋系军阀名将―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之后才得以有个根本性的改观。
在接任绥远省主席后，傅作义鉴于当地连年动乱，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向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案，在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解匪患，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渠，发展工农业生产之后。在短短几年内，绥远面貌大为改观。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时，绥远省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财政税收增加，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210万两，部队相应的装备和给养也有了改善，为绥远抗战准备了条件。
在抗日战争之中，傅作义率领所部在抗日战场上转战18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一度成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中间力量。而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之余，傅作义还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除了创建军耕农场，开展屯田运动。促进当地生产发展，繁荣河套经济之外，这位名将还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统一调配军工、民工。修建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 ；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万亩以上，令绥远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位宿将解甲归田，出任第一任水利部部长也算是时至名归。
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一点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业绩。也正因为傅作义这番“上马统军、下马理民”的丰功伟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傅作义便被蒋介石视为柱梁，统一指挥晋、察、冀、热、绥五省军事，成为权倾一时的“华北王”。但是此刻对于加入反人民内战，傅作义麾下各部无一不士气低落，充斥着厌战、避战情绪。而傅作义虽然效法中国北平近郊进行土地改革和“二五减租”，号召部下“为人民服务”。但是，企图在不根本变更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下，用这些改良办法来收拾人心挽救国民党的军事颓势，最终残酷的现实被证明也只是徒劳。
在人心向背面前，傅作义在中国**统战政策感召下，在北平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毅然选择和平道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北平200万人民的赞颂，也受到 ；20多万所属官兵的拥护。而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更积极为绥远的和平解放而努力。
在傅作义前往北平就任所谓“华北剿总司令”之前，便将绥远省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其心腹爱将―董其武。作为一名从军阀混战中逐渐崛起的旧军人，傅作义的内心深处还残留着武装割据的“地盘”思想。因此虽然手握整个华北的军事指挥权，但是其嫡系精锐还是留在了绥远。而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之中，华北军区野战军虽然在各地催城拔寨，但是在绥远一线却始终处于反复拉锯之中，直到绥远和平解放，董其武麾下依旧有16个师、旅级作战单位，加上从各地陆续撤到绥远的国民党残部，总兵力不下10万之众。
作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董其武虽心向和平，但要梳理自己部队内部的各种情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董其武所部，中国**人采用了先停战、再通商，最终系统改编的“绥远模式”。而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完成改编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的第23兵团，董其武在部队完成改编之后便率军奔赴朝鲜战场。
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23兵团更被作为保卫首都的主要力量，改编为第69军驻防北京的南大门―保定。更可以说是中央军委对这支部队的信任和肯定。可以说第38集团军“御林军”的头衔不过是19第第69集团军从河北进入山西，除了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之外，其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在中苏交恶，战争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之下。60年代中期中国陆军在三北地区的国防战略是巩固内蒙到山西一线，因此驻守保定的第69军和素有“华北军区老大哥”、长期担任战备任务的第63军一起移防山西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三北地区战备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进入山西的第69军却与内蒙古军区长期以来都有些“不对付”。
在70年代的对苏战备高峰时期，内蒙古军区和第第一线，第69军的军部在大同，其所辖的3个师配置在集宁大同一线，归其指挥的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更深入内蒙化德县至土牧尔台一带，因此第69军可以说是内蒙古军区翼侧最近最可靠的友军；双方团结协作，两者携手保证了战区前线的稳定。
但是双方之间却始终有些疙疙瘩瘩，矛盾的起因无外乎两点，内蒙古军区原是西北野战军第8军改编而成，其前身就是绥蒙军区。在解放战争中和傅作义的部队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没少交过手，其中大同、集宁战役，西北野战军更是和傅作义的部队杀得天昏地暗。此时面对这支成建制保留下来的“老对手”心里肯定不服气。其二是内蒙军管解除后，第第65军的部队都撤出内蒙返回原防，就是第69军没有走，还接管了内蒙锡盟及乌盟部分的防务，也令内蒙军区颇有芒刺在背之感。
而这种情绪不仅蔓延到了基层士兵，甚至连内蒙军区大院的家属孩子们中都有反映，每次和第69军的篮球比赛，双方一有小磨擦，孩子们就起哄、撒纸片、放二踢脚，敲人家的车门，总之闹的不欢而散。后来。军区首长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