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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为团级，但是显然对于莫斯科雄心勃勃的计划而言，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依旧还不够健壮。因此在勒宁军事基地，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不仅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还秘密兼并了民主德国人民军陆军序列下拥有空降能力的多支连级远程侦察部队。
因此在投入战场之时，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事实上已经是一支拥有5500名官兵、下辖4个独立伞兵突击营、3个独立特种突击连、1个混成炮兵营及其他直属部队的旅级空中突击力量。不过与拥有重型空降装备的苏联近卫空降师相比，民主德国人民军依旧有着不下的差距。除了在苏联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考纳斯接收了苏联第7近卫空降师的部分重型武器之外，这支部队基本上还是以轻型武器为主。
显然苏联远东特别空降集团军对这支来自华约的空降部队的定位很清楚，他们不是突击的主力，但是将被作为重要的战略预备队以轻步兵战斗群的模式投入北京城区的巷战之中。这一点事实上也符合民主德国空降兵和特种兵建立之初在华约体系内所承担的任务设计。按照要求华约组织对外作战时，民主德国空降兵应在敌方领土上打击敌交通线，夺取或破坏敌补给物资和标志性目标并在敌后牵制其兵力。
第九章：无人永生（三）
作为华约组织之中第一次在远东参战的部队，身为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指挥官―克劳斯。洛伦茨上校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尽管不是第一次担负这样深入敌后的作战任务―事实上克劳斯上校已经在民主德国人民军中服役20年了，正是他和当年的那些同僚身着着便衣越过东、西方在古老德意志中心地带建立的战线，将联邦德国的热血青年所急需的武器和作战技能传承到他们手中。
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克劳斯上校深知普通民众对战局发展的深远影响。在联邦德国那场血腥的内战之中，西方世界总是将科隆政权最终崩溃归咎于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对联邦德国不遗余力的颠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和其所奉行的绥靖政策。不过对于亲身经历过那场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的当事人而言，克劳斯上校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应该说莫斯科最初对联邦德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起初并不关心。毕竟和法国不同，在莫斯科甚至柏林的眼中，一向强调社会纪律性的德国发生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并不大―特别是在没有强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之下。当然这并不代表克格勃和史塔西（Stasi民国德国国家安全部）在联邦德国内部没有影响力。事实上自1967年，柯尔莫哥洛夫出任克格勃主席之后，苏联方面便强化了对西欧国家的颠覆运动，不过柯尔莫哥洛夫最初的注意力并不在联邦德国身上。
即便在1968年席卷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的“五月风暴”之后，莫斯科也依旧认为北约方面驻有重兵，且自身拥有强大国防力量的联邦德国依旧会成为横亘在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堡垒”。但是整个欧洲大陆战略局势的逆转还是深刻影响到的陷入苏联战略合围的联邦德国。以昔日德国工业基地―鲁尔区为中心建立的联邦德国仅拥有原德国不足1/5的面积大量人口和工业区稠密的坐落于距离东部边界不足100公里的地带内。而随着法国的转向，使这个原本便没有多少战略纵深的国家不得不从原先所奉行的“前沿防御”的理念转入寸土必争的“国土防御”。
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日益浓郁的悲观情节，最终促使联邦德国陷入全面的崩溃。1969年55岁的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一直位于冷战第一线的联邦德国不得不正视现实，开始推行与苏联、东欧国家“缓和”和“合作”的新东方政策。或许在勃兰特看来，向苏联妥协只是他所信奉的哲学―“历史是运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在变。”中的一部分。但是勃兰特上任之后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同年12月又与波兰签署了《华沙条约》，正式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其东部的边界的作法却引起德国国内右翼势力的极大不满。
此时距离二战结束不过二十余年的时间，阿登纳时期重返政府机关的大批原第三帝国高级官员依旧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据要位。这些右翼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勃兰特对苏联和华约组织的让步以及联邦德国国内号召“无情清算”左翼学生运动最终令联邦德国的政府高层感觉到一种空前不安的气氛。
1972年初，联邦德国一位工会干部克罗纳在与民主德国联络人接头时被联邦德国情报局特工逮捕，在克罗纳的记事本里，出现了纪尧姆的名字。而这个名字的主人正是勃兰特总理的私人政治助理、常务顾问。1972年5月，记者格斯多夫被捕，纪尧姆的名字同样出现在他的记事本上。联邦德国宪法保卫局负责人对此异常紧张，除了这位联邦德国总理身边最亲近的人所掌握的大量情报之外，由大量原纳粹军队的军官。甚至原盖世太保、党卫军和纳粹安全局的成员组成的联邦德国情报部门甚至开始怀疑勃兰特总理本人也是东方来的“超级鼹鼠”。
但是由于证据太少，无论是对于纪尧姆还是勃兰特总理本人，联邦德国情报局都一时无法采取行动。而就在此时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最终改写了联邦德国的历史。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科隆的“新希望”监狱之中。而这一审判所引发的联邦德国内部空前的动荡，或许在当时是东、西方政治家们所始料未及的。而最初给予联邦德国国内那些躁动的学生以帮助的却不是虎视眈眈的共产主义阵营，而是曾经向西欧“红军旅”提供过军事训练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组织”。
事实上联邦德国内部的左翼**，早在60年代中期便已经如火如荼了。德国的大学大多以所在城市为名，常常再加上创建该大学的或者后来的统治者的名字，比如像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格廷根大学、图宾根大学、弗赖堡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都是如此，到了一战结束以后，王公贵族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学纷纷改用出生在该城或者生活在该城的历史名人来为自己命名，比如法兰克福大学以歌德、耶拿大学以席勒、杜塞尔多夫以海涅、维腾堡大学以路德、汉诺威大学以莱布尼茨、美因茨大学以古登堡命名。但是真正成为联邦德国历史转折点的却是位于波恩的“柏林自由大学”。
虽然没有海德堡大学（1386）和科隆大学（1388）历史悠久，但是在德国乃至世界大学史上的位置却是非同凡响，1809年根据威廉？冯？洪堡的倡议，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决定建立柏林大学，后来大学就以这位国王的名字命名。柏林大学植根于洪堡的大学理念，这就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由此勾勒出近代大学的雏形，也奠定了德国大学长达百年的引领地位。洪堡的大学理念实际上就是自由原则，所谓大学自治就是治校的自由，所谓学术自由就是研究的自由，所谓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就是学习的自由，也就是说学习不再为传统知识所束缚，满足于传递和保存，而是自由地探究和发现未知的知识，强调探索和创新。看来柏林自由大学的名称在这里已经埋下伏笔。
二战结束之后，原来的柏林大学和整个柏林都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之下，战后的柏林大学一片残垣断壁，更严重的是师资的流失，其中虽然有战争的原因，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和**造成严重的人员流失，约三分之一的教职员在纳粹统治时期被解聘，其中有二百五十多位犹太裔的教授和职员被剥夺教席和职位，二战之后世界学术研究中心的西移与纳粹的这一愚蠢之举不无关系。1946年1月柏林苏占区军管会借地利之便决定新建柏林大学，之所以新建一来是为了显示新社会的新气象，二来也是为了避免西方盟国的干涉，如果说是重建柏林大学，必须得到其它三个盟国的同意，还要接受它们的共同管理。苏占区当局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但是在冷战背景下柏林大学内部的斗争依旧不可避免，一方面是苏联占领军当局试图从各方面控制柏林大学，另一方面是不无西方背景的师生的抗议活动，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一些教师和学生甚至被捕入狱。1947年底出现了要求另建一所大学的呼声。
1948年4月23日学生举行抗议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