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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利益。根据“武库计划2。0”方案美国在地面武器方面将仅仅以技术输出的方式向中国提供零配件，而其中便包括向中国提供“约克中士”自行高炮的雷达火控系统，帮助中国陆军改进其80式57毫米自行高炮的命中率。
借由“约克中士”自行高炮的雷达火控系统改进而成的中国陆军57毫米自型高炮被称为80―1型。其外型在平时与其早期型区别并不大，因为安装在炮塔顶部的火控雷达的搜索天线和跟踪天线，在不工作时全部折叠到炮塔后部，便于检修和降低行军高度。加上80―1型自行高炮仅仅列装了象坦克6师这样的少数试点单位，因此在战前苏联方面对此知之甚少。
此时在北京西北郊区的战场之上，隶属于坦克6师第24团防空营的80―1型自行高炮的炮塔之内，搜索雷达不断向炮手们发出警报。而新型跟踪雷达正自动锁定优先选定的目标，并精确跟踪。当炮长适当按压右手控制柄上的姆指开关时，炮塔即自动转向选定目标。同时，火控系统自动为火炮装定射击诸元，选择最佳弹种并计算所需发射数目。
面对着中国陆军新型的防空利器，鲁茨科伊上校无心冒险，他迅速调转战机脱离对方的火力圈，飞向北方。而就在残存的2架苏―25T逐渐远去的同时。坦克6师第24团防空营的雷达屏幕上又出现2个从南方飞来的空中目标。“是自己人！我们的空军……”搜索雷达检测到的目标立即由敌我识别装置进行询问，很快紧张的炮塔之内一片欢呼之声。
“终于抵达北京了！”在一片黑暗的座舱之中，飞行员多少有些疲惫的叹息道。此刻在坦克6师第24团的上空，从芜湖方面赶来支援的2架F―16A型战斗机正在赵杰钦和刘庆征的驾御之下，翱翔在笼罩于战火之中的首都天空。作为一款主要担负浅纵深空中遮断任务、近距空中支援和进攻性反航空兵作战的轻型战斗机，F―16A型的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一般都需要转场至前沿基地，随后再深入至敌领空进行作战。因此在接受第一批F―16A型战斗机之后，驻守在芜湖的中国空军第三战斗机联队第九中队便曾进行过大范围的战场机动训练。
凭心而论，F―16A型的作战半径之大一度出乎所有中国空军飞行员的预计，由于发动机的耗油率较低，因此在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之下，F―16A型战斗机航程达到1825公里，而在悬挂3个副油箱时的最大转场航程可以达到3800公里左右。几乎是中国空军现役最先进轻型战斗机―歼―7II型的两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F―16A型战斗机便可以象F―14、F―15那样长途奔袭，在执行截击任务时F―16A的作战半径也仅仅是可超过900公里而已，而在赵杰钦和刘庆征的战机此刻所执行的空中巡逻任务之下，F―16A型的作战半径更只有700公里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将F―16A型战斗机从芜湖飞到1200公里之外北京的上空，将很可能是一次单程的飞行。
但是此刻没有人会去考虑这些，在赵杰钦和刘庆征的眼中，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便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祖国的天空，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就在2个小时之前，他们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战友用同样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当被五角大楼称之为AS－15“肯特”的KH―55A型远程亚音速空射巡航导弹向芜湖空军基地袭来之时，赵杰钦和刘庆征曾一度感到了绝望。因为他们所驾御的战斗机无力去阻止毁灭的降临。而此时从上海方面赶来的空军上海基地第一独立中队的F―14型战斗机出现在了战场的上空。对于中国空军能否获得F―14A型战斗机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美两国空军的高层都并不抱以乐观的态度。
因为虽然有伊朗的先例，但是在美国政府看来伊朗帝国能够买到在当时还属美国保密机种的F－14，在国际政治中算是“事故”。何况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当时有的是用出口石油换来的真金白银，正是伊朗银行团贷给格鲁曼公司7500万美金供其周转才使得这家老牌军火商度过了70年代通货膨胀的危机，
而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却并不让人乐观。尽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标和过大的建设规模，物资、财政都平衡不下来，留下很大的缺口。因此要想中国政府象伊朗政府那样拿出几亿美元采购新型战斗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即便是在“武库计划2。0”之中，美国方面也希望中国空军将提升远程拦截能力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正在启动的“和平典范”计划之中。
但是很快无情的现实便令美国政府收起了最初的幻想。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空军便开始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部署远程航空兵所属的集团军部队。而苏联空军的米格―25R型超音速侦察机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活动也日益猖獗。虽然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多数时候米格―25R型超音速侦察机的航线都是紧贴着中苏边境飞行。但是安装在其机身头部的倾斜相机仍可以窥测到中国一侧的防御纵深情况。
当然真正触动华盛顿神经的还是自1979年以来莫斯科和台北方面关系的升温。事实上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来，台湾问题便成为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与的重要手段。早在1963年由苏联等国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时，苏联便同意把台湾作为“主权国家”，要它在条约上签字。
1965年苏联在南日本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更特以邀请台湾有关人员出席。之后，苏联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与台湾的同行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越来越多。苏联国内许多刊物上经常刊登台湾的“国旗”，称蒋介石为“总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进一步考虑拉拢曾标榜誓死“**抗俄”的台湾共同反华的可能性，并设想最终把台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它拼凑的“亚洲集体安全”的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
尽管由于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反对声浪，联台之事曾一再搁置。但是随着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的爆发，莫斯科方面开始正式重新将台湾地区作为自己包围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战略盟友。尽管最初莫斯科仅仅是向台湾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属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但如果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北京。”但是很快随着双方“特使”的不断密集会晤，苏联与台湾地区的接触迅速进入了情报交换和军事合作的领域。
由台湾地区派出“贸易商”频繁往来于莫斯科和台北，同时台北也指定一些领事馆向莫斯科传递自己所收集的情报。而关于军事合作和军火交易，台湾地区方面希望：“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国军登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如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武器种类、情报交换等等。”苏联政府则表示：台方所需军火尽可提出并开列名单及交货地点。并声称“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中苏边境苏联部署有重兵，如海参崴发生威胁，莫斯科将会全力出击。”
但是这种交往在蒋介石时代虽然热烈，但大多停留于形式之上，毕竟蒋中正一生与苏联接触甚多，深知莫斯科的反复无情。他之所以与虎谋皮，无非是借以向美国施压，同时谋求苏联从北方牵制中国而已。何况退守海岛以来台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反对联苏的声音也很强大。一旦投入莫斯科的怀抱，蒋介石必须承担被美国换马的风险。而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在退守台湾的“孙立人”案中便已是一片刀光剑影了。
但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台湾地区顿时成为会成为弃子之感。岛内舆论喧哗，几乎有末日来临之感。随后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结束双方的所谓“外交关系”，1980年1月1日起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全部军事人员，从此以后，美国只同台湾保持没有外交关系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
尽管蒋介石在慈湖逝世之前留下“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箴言，但是在他的接班人―蒋经国看来这却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此时的经济上，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台湾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历史，台湾经济发展速度已明显趋缓，与此同时岛内反对势力迅速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