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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使馆区是在北京的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所在区域，由于领使馆所在地的特殊性，因此这里又被称为“第二国境线”。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诞生于50年代初期，组建以来，先后进行过18次编制体制的调整或改编。时至今日，已从当初的营级单位发展壮大为团级规模的编制。
1962年5月26日，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外事大队恢复军队建制。随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五团。1966年6月15日，根据警卫第二师命令，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五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二师第九团。这个团虽然其后又改称为警卫第二师第十五团。1983年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九支队。但是其规模和装备却始终保持着全军前列的特殊性。
首先是作战编制上不是不同于普通步兵团的9个连的编制序列，而是扩编为12个连。除了普通的步兵分队之外，团警通排扩建为通信连。还组建有独立的高射机枪连。可以说除了缺乏重型机械化装备之外，完全是一个强化的北方甲种步兵师主力团。可见中国政府一贯秉承着“外交无小事”的认真态度对待着各领使馆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今天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迅速进入一级戒备封锁这一地区内外进出道路的目的却并不仅仅是防备苏联空降部队的进攻。毕竟大使馆是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苏联军队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到攻击第三国的使领馆。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使领馆也极有可能成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在这次奇袭之中最佳的“第五纵队”。
此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位于老北京城的东北角的东正教堂旧址上，占地16公顷，甚至超过了总面积7公顷的联合国纽约总部，因此曾以“世界最大的驻外大使馆”入选世界吉尼斯记录。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即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外国政府。中国政府也极为慷慨地大面积为其提供使馆地皮。
据说早在17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就作出决定，向明帝国派驻第一个大使馆。于是，第一批俄罗斯人1618年来到了北京。由伊万。佩特林率领的哥萨克代表团在北京总共逗留了4天。明帝国皇帝尽管未能接见第一个外交使团，但下给它一封诏书，允许俄罗斯人前来建使馆、在中国做买卖。
17世纪中后期，到北京做买卖的俄国商队逐渐增多。清政府对他们非常慷慨，包吃包住，还管回程路费和护送。渐渐地，北京形成了两个俄罗斯人聚居地：一是商人和宗教团体集中的“北关”，在东直门一座东正教教堂附近；另一个是外交使团居留的“南关”，即现在的东交民巷。195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外国使馆迁出东交民巷，不知道是考虑到“北关”的传统，还是迎合斯大林这个东正教神学院学生的喜好，中国政府将经历了近300年的风雨变迁的“北关教堂”划给苏联做使馆用地。
在中苏蜜月期内，气势恢弘的苏联大使馆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驿站，大批的援中苏联专家从这里奔赴新中国建设的第一线，50年代，许多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有些年总数多达数千人。而这其中就有包括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阿里克哈洛夫、维诺格拉多夫、布洛克钦契夫和弗拉迪米尔契夫在内的111名核物理学家。
但是随着1959年苏中关系恶化，几乎所有苏联专家都被召回国内。在“**”年代和随后的几年，双方使馆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有限的经贸往来，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馆的部分工作就是发抗议照会，人数更是降到最低限度。在北京的苏联人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使馆工作人员商务处工作人员、塔斯社和新闻社的记者。曾经热闹一时的苏联大使馆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这个期间除了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小将”之外，是鲜有人问津这位于闹市的这片建筑群落的。
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成了“红卫兵”长期的冲击对象，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命名为“反修街”。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0至170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将红卫兵的情绪又一次调动起来。2月2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
中苏大使馆成为两国的外交冲突焦点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当年3月，周恩来在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及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如此一来苏联等华约组织成员国的驻华使馆这才很少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
但是少了红卫兵的游行却并不意味着就是风平浪静，敌意日益明显的中苏两国之间都希望通过情报战获取对方最高决策机关的战略意图，以求在围绕着漫长边境线的大博弈之中占据上风。为此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中国的情报工作，不过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精力不是在中国国内招募情报人员，而是其他国家招募中国留学生。
克格勃之所以要在世界范围内招募中国间谍，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国内拥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在苏联当局的感觉之中在中国每座城市里的苏联情报人员都被至少上百名中国反间谍人员跟踪监视，克格勃根本就不可能摆脱中国的盯梢。因此，克格勃主席的曾下令克格勃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针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不过这种做法在全世界通行的作法，在中国身上实施起来却效果极差。比如说，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跟他说汉语。这名中国学生就会立刻明白他成了被克格勃招募的对象，然后就会逃之夭夭。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同意合作。他们会和苏联情报人员一同返回旅馆，接受克格勃的资助，还会提供一些其实毫无价值的信息。在海外出差或学校交流项目结束后，这些中国人就会回到中国，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克格勃无法联系他们。有时候，克格勃能在参加国际会议的与会人员名单中找到以前曾经接触过的一些中国学者。不过，结果令人失望。这些中国人一点都不愿意再见到克格勃的老朋友。他们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还经常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次轮到克格勃官员因为害怕泄漏身份而逃之夭夭了。
不过中国对苏联国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两国关系紧张，几乎中断了双边的文化经济交流，主要交流渠道就是外交和新闻。除了使馆，双方还有一些记者派驻在对方首都。当时，双方的反间谍机构都很紧张，对对方人员密切监视。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派有记者常驻莫斯科，克格勃对中国记者也是严密防范。克格勃当时的监控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人盯人方式。中国记者去哪，他们就跟着去哪，你去看电影，他也买张票坐在你身边。由于克格勃对盯梢不忌讳，所以，有时中国记者就和他们混熟了。走累了，中国记者和克格勃人员会坐在一起聊会儿天。接下来，中国记者再走，克格勃再跟着。
克格勃也在苏联自己领土上对中国实施间谍行动。克格勃在远东、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情报机构负责这一行动。克格勃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事的情报活动主要是征召偷越国境的中国人。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有不少中国人偷偷逃到苏联境内。于是，克格勃对这其中一些人下手，征召他们作为克格勃间谍，并将他们派遣回中国。在克格勃边防情报部门人员的帮助下，这些中国人会偷偷越过苏中边界，回到中国。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中国境内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会在数日内返回苏联，另有一些人则花费数月时间留在中国，甚至前往北京，并在那里从事间谍活动。
对于克格勃来说，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确认这些返回苏联的中国人的真实目的：他们是针对中国而从事情报工作？还是针对苏联而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