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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大量减产，各个地方政局越来越动荡不安。但是，王莽这次雄心勃勃的改革，却被翟义、刘信起义所打断，并未真正执行下去。
说来真是有些可笑：事实上，三辅地区的赵朋、霍鸿起义，就是被这次失败的改革逼出来的！为什么那么多平民不顾灭族大祸跟着赵朋、霍鸿起义，就是因为他们被王莽的改革逼得破了产，几辈子积累下的财富一朝而尽，他们岂能不反？
但是，王莽并未汲取这个教训，他还想继续改革货币。这次，他又犯下了一个又一个严重错误。
始建国元年正月，为了显示大新朝与汉朝的不同，他按照《尚书》等古籍的记载，首先于始建国元年正月启动了官制、行政改革：主要是按照古法改革官名、地名。大致情况是：
第一，王莽为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分别设置了助理职务：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这三个官职，虽是副职，地位却很高，称为“三公司卿”，都列为“孤卿”级别。
第二，在中层职务设置上，王莽下诏将“大司农”改名叫“羲和”，后又觉得不便理解，又将其改为“纳言”。“大理”改名为“士”。“太常”改名为“秩宗”。“大鸿胪”改名为“典乐”。“少府”改名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分别归三公管辖。他设置了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别主管朝廷各府。同时，又把“光禄勋”六个部门改名，统称“六监”，全部列为“上卿”。
第三，在地方官的名称设置方面，王莽下诏将各郡“太守”改名叫“大尹”，“都尉”改名叫“大尉”，县令、县长改名为“宰”。
此外，王莽为了给将来的行政区划改革做准备，开始大量改革地名。 “××宫”一律改为“××室”、“××馆”。比如，“长乐宫”被改名为“常乐室”，“明光宫”被改为“定安馆”。王莽改的兴起，索性连地名都改了：堂堂京师——长安，新的名字被改为“常安”。从此，他是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所有的官名、宫殿名、郡县名被他改了个遍！最终的结果却是哭笑不得，由于有些名字被他反复改了好几次，就连他如此博学睿智的学者都一时想不起来某地、某官的原名是什么，文物百官也是稀里糊涂，半天搞不清楚，更遑论那些斗大的字不识几升的老百姓了。
其实，改革官制算不了什么大毛病，顶多就是造成暂时的混乱而已。人总是有记性的，时间长了也就慢慢熟悉了。
在改革完了官制之后不久，紧接着，王莽马不停蹄，打算立即恢复中断两年之久的经济改革！这次突如其来的改制，才是真正的错误。给大新王朝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始建国元年夏，王莽突然意识到此前被他忽略的一个问题：“劉”字由“卯、金、刀”组成的！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些犯急了，匆忙中下诏对外宣布：“正月刚卯”佩饰、金刀钱都不准再用！既然不许用旧钱了，那该用什么？仓促中王莽又宣布：“废除‘错刀币’、‘契刀币’、五铢钱，改铸小钱。新钱直径六分，重量一铢，上有‘小钱值一’字样，再加上此前督造的‘大钱五十’的新钱，总共分为两类，同时发行！”
此诏一出，立即激起了冲天民怨：“上次朝廷说用金子兑现钱，为何交了金子却不给现钱？堂堂朝廷，如此言而无信，这简直是抢劫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间商人很快作出了反应：
第一，新钱、旧钱我都要。民间贸易用旧钱，打发官府用新钱。
第二，私下开挖铜矿，铸造私钱。
王莽知晓后，忧心如焚。为了遏制盗铸，他又急忙颁下诏书：“严紧民间私自挟带铜、炭，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虽然在官府的极力打压与严密控制下，盗铸“私钱”的现象有所减少。但是民间用惯了“五株钱”，不愿使用这种“毫无信誉”的新钱。还有，这种新钱的“面额”太大，不好“找零”，使用起来极为不便。故而，王莽的这次改币效果甚微，旧钱在民间依然是主流，新钱只是应付官府时才用。
由于新钱一直流通不畅，王莽又急了。他匆忙下了一道诏书：“此前所铸的钱币多是大面额，无法应付小额交易。但是，如果钱币都是小面额，则运输装载很费事，成本太高。朕以为，若使钱币轻重大小各有等级，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天下民众必然欢迎！”
王莽没有经过仔细研讨，就迫不及待地打造了如下几类：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其中，钱币六种，金币一种，银币二种，龟币四种，贝币五种，布币十种。总计，货币共有六大类、六种名称，二十八个等级。其中的“钱货”、“布货”都用铜铸作，其中混杂铅锡，由于比例不对，容易磨损消耗。
最要命的是，钱币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怕是当时的经济专家也搞不清楚面值，何况普通百姓？民众生活陷于混乱，货币不能流通。民间舆论大哗，人人痛骂朝廷无耻。
了解到下面民怨沸腾、一片混乱，王莽知道这事又办砸了。他不得不再次颁下诏书，向全国宣布：“新的货币中，除了当值一钱的小钱、当值五十的大钱两种新钱并行以外，龟币、贝币、布币暂且停止使用！”
王莽此举，无疑是自打嘴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种“折衷”性的办法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在于，新钱没有经过试点就投入使用，在实用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
第一，新钱大小不一，形状不等，难以辨认面值，也很难携带；
第二，新钱、旧钱混用，经常造成混淆。交易时稍不留意，就会带来损失。
第三，新钱的币值不稳定，民众普遍对其不信任。
第四，由于旧钱奇缺，暴利促使民间盗铸私钱的现象日益泛滥。
王莽锐意复古、推行新钱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为了推行新钱，他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第一，强制性鼓励新钱流通，逐步淘汰旧钱。
王莽规定，凡是外出的官吏、平民，必须带上足够的新钱作为通行副证。凡是不带新钱者，旅舍不允许住宿，关卡和渡口要盘问留难。公卿大臣入宫见驾，必须带上足够的新钱才能进入殿门。
第二，严厉打击盗铸私钱的不法行为。
凡是盗铸钱币的（无论是新钱、旧钱），一家铸钱，邻居五家连坐。所有的案犯，全部沦没为官婢（奴婢）。
即便是这样大的力度，还是无法改变人们对新钱的担忧，更是无法禁止盗铸私钱现象的发生。甚至有谣传说朝廷将来肯定要废黜新钱，恢复旧钱。故而，人们民间私下贸易都乐意用旧钱交易。时间过去了快一年，新钱还是无法正常流通。
对此，王莽如芒刺背，深感不安。为了使新钱早日进入正轨，他再次向全国发出严诏：“凡是出门只带五铢钱而不用新钱，又造谣说大钱要废除的人，与‘诽谤井田制’者同罪！一律流放到四处边远地区！”
此诏一出，民怨更深。从此，举国上下到处都是罪人：被指控私自买卖田宅者，私自买卖奴婢者、盗铸钱币者，不可胜数。不仅是平民，甚至连各封国国君、朝廷高级官员，也都上了司法部门的“黑名单”，成了通缉捉拿的对象。
王莽登基以来，不从世纪初发，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强行推行他的“新货币政策”。他的运气不好，恰好赶上了一千多年才有一次的气候剧变循环周期，自然灾害频仍。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商人失业，举国经济形势全面恶化，逐步接近崩溃边缘。百姓号哭于闹市，昼夜不绝。
古语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在治国方面，王莽确实很有才能。只是他的政策过于理想化，严重地脱离了现实。本来，他面对的是一盘好局。只要他稳妥前进，针对时弊慢慢改革的话，他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王莽过于性急，一心复古，一心想把国家建设成像上古三代那样的美好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他也想称为尧舜那样的千古明君。但是，“欲速则不达”，没有经过充分运年，硬是把一盘好棋走成了不可收拾的烂局。最终搞的不可收拾，一溃千里。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三）王田公有
对于土地问题的严重性，王莽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土地过度兼并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上古之时先王制定的“井田制”，是一个完美的近乎理想化的制度。一个成年男子可分到百亩土地，交纳十分之一的税收。国家富足，人民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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