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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在每人的制服衣领上用白线缝“县中”两个字。有天我正从城里回校，途遇一中年人警告我说，你这位县中学生还回学校去，警察正在抓你们呢！吓得我赶快脱下衣服在城里捱到天黑后才潜入学校。
在我工作10多年后，约于1972年，我所应兰州研究所之邀去宁夏石咀山野外作业。在银川招待所内，我突然见到了中学时的周校长。浓黑的胡须没有了，穿着一身兰呢子中山装。当时他不认识我，我看到他在招待所内谈笑风生，大声朗诵挂在墙上的诗词对联，显得风流儒雅，但眉宇间隐含一丝淡淡的忧伤。后来在石咀山野外，他向我们讲解此项工作的意义，希望能证实他对某一地质理论的推测。在休息时我主动找他相认，并提起他当年当校长的情景，介绍我离校后及现在的情况。他很激动，两人谈得很亲切。当我们正在推心置腹回首往事阔论当前时，冷不防同去的室秘书在背后捅我一下，把我叫到别处，告知我周是兰州研究所的一个右派，还未摘帽，警告我少与他接近。于是在以后的时间内我不得不对周校长避而远之，免受立场不稳界线不清之嫌，周亦有察觉，也不再找我。
1949年8月益阳和平解放，各方面立即走入正轨，不久得到学校复课通知。日寇侵略中国，使我受苦受难，辍学达3年多，而解放战争，全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却没有过一天苦难日子，也没有影响学习。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人民只能带来深重的灾难；解放战争是拯救人民的；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现在解放了，时代变了，一切都显得新鲜美好。我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扭秧歌，写标语，大会小会上组织啦啦队喊口号，十分活跃。
开学不久，军政大学革命大学等向社会公开招生，班上好几位同学报了名，在革大或军大经过短期学习和训练后随部队南下，投身到新解放区的革命工作中去了。不久当地又招收土改干部，为下一步土地改革培养人才，班上又去了一些。由于离校的较多，故2个初三毕业班合成了一个班。
解放后县中成为益阳的重点中学，原来煽动学生闹学潮的老师都是地下党员，现在都当上了领导，新派来的校长就是一位地下党员。县中附设有一个职业中学，其校长姚女士身边两个儿子，都在县中读书。解放后才知道此位姚校长原来是当代文学家周××的元配。姚身材修长，皮肤白嫩，一副金丝边眼镜配带在面带笑容的脸上，在教职员中堪称一位美妇。平时讲话细声细气，工作默默无闻。一旦解放，身价陡增，一跃而为县妇联主席。不久以后携两子赴北京与周团聚去了。
毕业前夕，1949年底，青年团首次选在县中发展团员，我因积极热情地参加了各项政治活动，学习成绩也较好，又出身于非剥削阶级，故荣幸地成为益阳地区的第一批发展对象。
3．7草坪风波
初中毕业后，我参加了益阳信义中学的考试，被录取。
信中原是挪威人在益阳地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位于资江南边的桃花崙，校园景色美丽宜人。一幢洁白的三层教学洋楼衬托在红花绿叶之中，当年益阳城里的各式楼房多是中国式的木瓦结构，三层高的洋楼在城里显得洋气十足。特别门前那棵独立的枫树，魁伟参天，绿色的树冠张展如云，更显得卓尔不群。在灰色的椭圆形跑道中间，大操坪内绿草如茵。洋楼美景，共同构成了一个既时髦又幽雅的学习环境。学校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和小学部，解放前初中部男女生分开，分为男生初中部和女生初中部。信义高中部是益阳地区唯一的一所普通高中，因是外国人办的，故师资和设备都比较高级和齐全。
解放前由于家庭状况经济条件的不同，同学们的生活习惯、学习风气也颇悬殊。有的衣着寒碜，一副穷酸相，有的穿戴富丽，打扮得油头粉面；有的起早贪黑，勤学苦读，有的上课吊儿郎当，成天忙于找密史、谈恋爱。同学们各搞各的，谁也不管谁。解放后学校的风气大变样了。学校风气也是社会风气的一个写照，当年国家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作风是进步的、廉洁的和朴素的。同学们互助互学，共勉进步，同批落后，穿着普遍朴素，认为讲究穿和吃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一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同学偶尔穿出新的花样衣服，会受到同学们议论，在班会上被批评为小姐作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两位女同学比较活跃，休息时常自觉不自觉地哼一些解放前的歌曲。有些歌曲在解放前被认为是进步的，如四季歌，但因歌词中有郎呀妹呀，解放后就认为是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黄色歌曲，在过团组织生活时总听到那位女团员汇报那两位女同学一周来在寝室里哼唱几次黄色歌曲的事。
记得那时还把生活上搞讲究，包括美化环境也看作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学校大跑道内的草坪绿油油青翠翠，下课以后走出教室，一映入眼帘，绷紧的神经立即松弛。可是在当时的农民眼里那不过是一块好饲料，因此附近农民常牵着水牛来吃草；校旁疗养院的汽车，从学校进进出出，不绕跑道而直接从草坪内穿过，把一个美丽如茵的草坪糟蹋得坑洼不平，面目全非。当时谁也没有议论或出面劝止，都认为草坪只是供观赏的，可有可无，裁花种草属于一种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不料那位地理老师颇具环保意识，看到由挪威人办校时留下的美丽草坪任遭践踏，十分惋惜，便自告奋勇写了一块“汽车与牛请匆入内”的牌子立在坪内。谁知第二天从疗养院汽车内下来一个人，怒气冲天，扯下牌子往地上摔，大声质问学校：“将汽车与牛并提居心何在？这与华人与狗并提有何区别！现在时代变了，那种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口气讲完，又猛吸一口，“草坪压一下有何关系，对你们教学有什么影响？你们是什么思想，什么行为！……”他的话像连珠炮似地打过来，吓得那位老师赶快躲开，由学校领导出面向那人认错道谦。于是学校里的那块大草坪——她似乎也是当年整个县城内独一无二的，便很快消失了。
解放初期，挪威设在桃花崙的机构未全部撤走，还留下两位挪威人驻守，学校的经费仍由他们提供，后来由我国政府接受成为公立学校。在宣布与挪威国脱离关系那天，学校组织高初中部的全体师生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用传教及办教育来麻痹中国人民达到其侵略目的的罪行进行了批判，一些原在教会学校读过书的同学亲自站出来控诉，说以前在教会学校读书，每个同学都得信奉耶稣教，规定周末上教堂对着上帝唱祝栏琛Ｃ坎头骨耙龅桓妫宰攀程锰旎ò逭０籽郏行簧系鄞透攀场：孟窳甘巢皇抢投嗣裰值模巧系鄹模嘌峭牙肜投嗣竦淖什准端枷搿Ｒ战袒菇逃嵌匀魏问露嫉萌淌埽恍矸纯梗氨鹑舜蛄四愕淖罅常慊挂延伊成旃ト盟颍逼淠康木褪锹楸灾泄嗣竦乃枷耄淌艿酃饕宓陌骱脱蛊取Ｒ恍┕び呀曳⒋淌棵窃谥泄母嗌睿阑≌秸浜Ｎ叮灰晃唤邪仔〗愕呐司构擞�4个中国人服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声讨声中，揭发控诉达到高潮，同学们群情激奋，冲入教堂，搜查并撕毁那些传教宣传品，还把躲入卧室内的那位白小姐传教士揪出来批判了一番。
信中原来的校长是一位留美博士，在土改时本人被划为地主分子，在经过学校职工批斗之后由政府判以劳教。在批斗会上主要批判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办教育的洋奴思想等。
然而在50年代初期，学校里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运动毕竟没有后期那么多，学校仍以教学为重。在读高二时曾举行作文和演讲比赛，两次比赛我都获得了奖状。读高三时因我成绩较好，被选为学生会宣传部长。在高小时曾当过学生会宣传委员，当时的职责是早晚集合喊口令，这次当宣传部长，主要工作是每周办一期黑板报。从这时开始我便学习写美术字，在以后的工作特别是革命工作中我的美术字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3．8暴风骤雨斗地主
1950年底在高一学期结束时，家乡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我和一位欧同学挑了行李同归，但见农村处处设卡放哨，为防地富分子逃跑。我们都有学生证件，能通行无阻。离家门不远，欧同学遇一亲友，告知他家被划为地主，父亲正被揪斗，要他赶快远走高飞。欧立刻大惊失色，半晌才吞吞吐吐，问我附近有没有亲戚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