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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判不是高人，七十个春夏秋冬，没有建立过什么称得上重要的事业；阿判不是智者，没有为自己或亲人设计过美好的前程。
但是阿判是一个有个性、讲道德、遒纪守法的公民，七十年如一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有许多缺点和弱点，仍然不失为一个大写的人。
丧事办完，亨元回到枫林。计萍告诉他，在他和姐姐们离开枫林的时候，三姑母前来探望她的兄长，闻知阿判已经亡故且已火化，虽未痛哭，两行清泪却挂在双颊。
计萍正忙着洗涤死者用过的被单、面盆和碗杯，没有多少言语好安慰客人，三姑母呆了一回，只得拎着原本给阿哥吃的水果、食品茫然地乘车回了上海。
亨元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第二期理论学习班，第一负责人换了镇党委组织委员，亨元虽然仍是第二负责人，但是规格和地位不能与第一期相比了。
亨元写的总结材料也没有获得有关方面的重视，略有一些水平的学员甚至表现出瞧不起他的神情。第二期干部轮训班草草收了场。
国庆后，回到车东领导的政工组。当时的中心是按照第一副总理小平同志的思路搞＂全面整顿＂，镇党委派出一些调查组深入基层，亨元跟着办公室主任坐镇枫林商业站。
亨元白天在百货店跟营业员一块立柜台，晚上参加药店的小组讨论。不料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央又批评起小平来了。
一九七六年元旦后，围墙从北京回家探亲，途经枫林，在亨元家的北面一间住了几天。一月七日凌晨，围墙听了自备的半导体收音机后惊呼：＂中国要乱了＂。
原来，这天新闻报导了周总理因病逝世的消息。在他逝世前，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搞全面整顿的小平同志受到了批判，全国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意志搞反击右倾翻案风。
那年春节，亨元只身往震泽探亲，宅内只有陈三一人。哈哈去了青云，因为盆子和张林早在阿判生前就已调到吴江青云工作。
陈三描述了一个人在冷冷清清家里的孤苦处境，亨元深表同情。阿判逝世后邮电局发给家属二百多元抚恤金，大家一致同意由陈三认领。三弟把自己准备如何使用这笔钱有了计划。他准备买一台当时价格最为便宜的上海产金星九寸电视机。
问题是市场上上海货不多，听说要开后门才能买到。亨元起初托了镇办厂一名采购员，还塞给一条飞马牌香烟，采购员收受香烟后拍胸担保能买到。
当亨元兄弟俩携款乘轮船到上海找他时，他一脸为难之色。亨元意识到飞马牌香烟丢给＂王伯伯＂了。
幸亏陈三还有个计划，想托计芳买几块台面玻璃。计芳在玻璃厂工作，开这点后门对一个厂的主办会计来说是办得到的。亨元和陈三总算没有白到上海一趟。这时候，陈三和凌珍的关系已经敲定，所以要采买台面玻璃准备婚事。
陈三要个黑白电视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戏称自己是＂七十年代＂电视迷＂。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在震泽的一家商店里化二百五十元钱买到了苏州产孔雀牌九寸电视机。
弟兄俩小心翼翼地把＂宝贝＂捧回家。接上电源及陈三早就准备好的各种天线，起先左弄右拨调不出图象。
在弟兄俩唉声叹气、之时，忽然从＂宝贝＂中的扬声器里清晰地听到了一声＂香烟、洋火、桂花糖＂。
接着，文革后期屈指可数的新电影：《渡江侦察记》的画面浮现在莹屏上。
两人惊喜之情难以形容，一面观看电视、一面品味着独家享有电视机的喜悦。陈三说：＂如果老阿判活在世上该多么高兴。＂
被三弟这么一说，亨元不知何故，感到对过世不久的父亲有一种深深的歉意。
亨元已到了不惑之年。他不禁想起被鲁迅批判过的胡适的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性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不管胡适的功过是非，他这首小诗却极其符合亨元此时的心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