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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来到一条小弄堂里，根据门牌号码寻找秦东的一个同学的住处。当他们正在这个老式住宅的天井里打听时，那人应声而出，拱着手连说：请、请、请。
那人是中学教师，＂文革＂闲散在家。待到问起秦东的政治历史问题，老先生既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不断打哈哈。
亨元等人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只得告辞。老先生拱手相送，仍然彬彬有礼。
回旅馆的路上，两人从小贩手里买了几毛钱花生果，放在他们房间的桌子上边吃边谈。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服务员走进来放热水瓶和茶具，清秀的脸上长着一双妩媚的眼睛。
两人热情地邀请她一起吃花生，她抓了一把坐在床沿上，亲切地向他们介绍海安的风土人情。
耽了一回，怕＂影响＂客人休息，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房间。两个男人望着他苗条的背影，恋恋不舍。第二天上午，他们去找秦东另一个同学文心调查，经居民小组长介绍他是个管制对象。
在一间极为简陋肮脏的小屋里，乱发不理、满脸胡子茬的文心向来访者发泄对自己处境的不满。
两人利用他的嫉妒心理，把秦东解放后的步步高升渲染一番，于是，文心就毫无顾忌地揭发了他同窗的＂罪行＂。
文心说，他和秦东解放前在海安中学读书时，一起参加了三青团组织。他们的任务是搜集进步学生的活动情报。
初中毕业后，秦东考上南通中学，而他仍留在海安，所以解放后被戴上中统特务帽子。说话间一位红颜女子从卧室里走出来依在门边，眼神中流露出哀怨情绪。
从文心和她的交谈中可知他们是父女。过了一回儿，她拎了只饭盒上工去了，亨元和明珠颇为这个女子婉惜。
文心的谈话笔录对秦东的特务嫌疑加重了份量，两人感到来海安不虚此行。然后，他们又去了秦东的家乡姜堰，这是他们调查的最后一站。
熟悉秦东家庭的老人，维妙维肖描述他幼年时情形：长得细皮白肉，由长工背着上学，头顶上还戴着个瓜皮小帽。两人听得捧腹大笑。
时间一天天过去，快到春节了，亨元跟皮旦等人无法联系，准备自行打道回府。两人从小贩那里各自买了十斤花生果，把亨元的小旅行包装得满满的。
他们回上海乘的仍旧是长江轮船，到了上海，已近黄昏，就在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宵。次日，明珠回枫林，亨元乘长途汽车回震泽过年。
一九六八年三月，亨元从震泽回到枫林。学校里仍然在停课闹武斗。教师宿舍挖着条壕沟，上面铺了跳板。他走进宿舍发现，不仅自己的铺盖没有了，所有教师的床铺也都搬走了。
宿舍里耽的都是泥腿子一派的红卫兵。经询问，知道自己的行李被他们搬到位于枫林镇小学对面、新建造的尚未住进居民的三层楼内。
享元被安排在三楼西面第二个房间。所幸，东西除了零星物件外基本不缺。
这套楼房暂时由枫中教工按派别瓜分。亦华独居三楼的东北方一小间；龙昌夫妇住亨元东隔壁一套两间；西隔壁一套两间则为梁夫、云韦夫妇占据。亨元与皮旦、何西等三位教师住当中一个带搁楼房间。
他进房间的时候，还发现搁楼上住着两个高中部学生，系贫下中农子弟、工作组时期是颇有点小名气的红卫兵。他们的进入，是皮旦的主意，想增加点安全系数。
从全国范围来说，武斗已基本停止，但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小无锡见无事可作，又溜回家乡陪伴娇妻去了，留下一只空铺位。亨元孝心大发，写信邀父亲来枫林一游。
退休在震泽，本就闲得无聊的阿判，欣然来了枫林。他和皮旦及两个贫下中农子弟居然相处得很好，还把带来的土特产麦芽馅饼给他们品尝，阿判确实是位慈祥的老人。
小小枫林就那么一点地方没几天他就觉得厌倦了。想到在上海的小妹子好久没有碰头了，提议去拜访一下。
亨元自从大学一年级与小姑母家中断联系后，对这门亲戚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故而很高兴陪同父亲到市区江苏路月村去探望。
在月村弄堂一座西式两层楼套房内，手足无措的两位表弟接待了亨元和阿判。父子俩与他们也没有多少话可谈，亨元从书包袋内取出刚买来的几斤苹果作为见面礼放在他们台子上，告别而归。
两人悻悻地在长途汽车站买了回枫林的票。正准备排队上车时，一个白净皮肤、阔面孔的中年妇女匆匆走到他们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大阿哥，你们总算给我找到了。我买小菜回家，汤乃（她第二个儿子）告诉我你们来了又走了。我想你们不会去别的地方，一定到西区车站等回去的车，果然不错。你们不要走了，跟我回去吧。＂
父子俩被亲情所感动离开了上车的队伍。此时喇叭里告知旅客往浦江方向的车快要开了。旅客蜂涌挤向进口。＂小妹子＂又焦急地催促他们俩赶快上车，阿判和亨元被弄得无所适从。
还是她又醒悟过来，连连责备自己糊涂。她带了他们回到江苏路月村。三姑父还在外地劳改，＂小妹子＂独守空房。为了使他们住得舒服些，她让了出来，到儿子们的房间搭铺。
晚上，亨元和阿判巡视房间：家具布置得很得体，虽无富贵之气，却也并不显得寒酸。
亨元在床边柜上发现一本化妆术的小册子，想起晚饭前小姑母说起她女儿不久前从沈阳回过上海，他猜想：这本书一定是表妹使用过的，真是多才多艺的姑娘。
可惜来得迟了几天，否则他和表妹也许能够相遇，这倒是很有意思的。
若干年后亨元的几个兄弟姐妹告诉他（那时阿判已经去世）就在那次父子俩到上海＂小妹子＂家不久，苏州两个姑母专程到震泽来。
谈起孤身一人远在沈阳工作的小妹，因家庭出身关系尚未找到合适的对象。她们认为，亨元一表人才，与上海小妹比较匹配，如果能玉成好事，小妹也有理由调回上海了。
阿判虽然很欣赏这个聪明伶俐的外甥女，但胆小怕事的秉性使他感到好事难成。
主要原因是儿子是共产党员，而＂小妹子＂家社会关系复杂，在那个讲究阶级路线的年代，若两家喜结良缘，必然毁了亨元的前程。（表兄妹禁止通婚，则是＂文革＂以后的事）
两个姑母见阿判反应不够热烈，猜想到了几分原因，也就不再提此事了。
第三十回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阿判详述家史亨元辗转反侧
那一天，父子俩有生第一次一起睡在上海亲戚家里，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又闲来无事，阿判在亨元的要求下讲述了一些自己年轻时的情况。
阿判的父亲是庙祝，即一座庙宇的管理人，后来又开过谷行，晚年染上了鸦片。如果没有咸菜好婆和大姑妈靠剌绣另谋生计，家境很难维持。
咸菜好婆是＂长毛＂（太平军）的女儿，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刻苦勤劳的美德，她含辛茹苦挑起养育三个女儿、两个儿子的重担，＂阿爹＂基本上不负责任。
阿判作为五个兄妹中的老二，又是长子，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先是照看＂小妹子＂，兄妹俩相差十岁左右，他抱着她从狮林寺巷走到观前街玄妙观。咸菜给他三个铜钱，要他带领＂小妹子＂一天。
他上午化一个铜钱给妹子买一碗豆腐花；下午化两个铜钱给她买一碗窝酥豆糖粥。＂小妹子＂吃得开心，他心里高兴，就这样打发了一天，他是个尽职尽责的好＂保姆＂。
到十四岁，又带了比他小四岁的弟弟阿德，乘火车去上海谋生。在上海举目无亲，兄弟俩住一家蹩脚旅馆，买个火油炉子自己烧饭。
阿判到一家公司去学英文打字，称为练习生。烧饭的任务就落在十岁左右的阿德身上。
过了几个月，阿判的舅舅给他在苏州某钱庄找到一份差使，当学徒。承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在一个深夜逃了出来。
站在紧闭的家门前。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犯愁了：此时若闯进家里必然遭受吃鸦片的父亲一顿毒打（曾有一次＂阿爹＂打阿判把秤杆都打断了）。次日凌晨，咸菜开门出来发现门旁蜷缩着打盹的长子，好不心疼。
时来运转，他十八岁的时候，苏州邮局招考职工，在近百名的投考者中，他成为几名侥幸录用者之一。阿判能考进当时称为＂银饭碗＂的邮政局，得归功于他很早就学会了骑自行车，而且技术比较熟练。
进入邮局后勤奋工作，又长得很帅，颇得上司信任，因此由听差、邮差、逐步升至邮务佐，每月薪水增加到十个银洋。阿判将薪水全部交给咸菜。做娘的也不瞎用，积起来，为他准备婚事。
他的大娘舅也住在狮林寺巷附近，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