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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死路！
我的鲲鲲，堂妹的旭旭和阳阳，都跟着我们一窝蜂逃入房间。堂妹夫向大哥在房间内指挥应变。他家防震措施也是往床底下滚。床底下早已垫好被褥准备着，收拾得很精致。大婶爬入床下。外面圆门旁的陈婆婆也来寄居，提着包袱，爬入床下，同大婶分享安全。阳阳也爬进去，还在笑呢。向大哥叫阳阳缩头入内，不要伸出。因为，向大哥指着前床枋说：“这里容易断。断了压下来，正好压在你脑壳上！”
我带着鲲鲲往家中跑去。我们穿了衣裳，换了鞋子，提着几天前已装好了的帆布包，锁了门，往外逃。此时已是夜深10点半了。
跑过大院坝，见这里好热闹。整个余家大院数十户人家都麇聚在此了。叫声唤声，一片嘈杂。大院坝中间肯定是安全的，哪怕四面房屋合围塌下，也打不着。非中间地带就很难说了。我带着鲲鲲跑出大院，穿过槐树街，往西街跑。槐树街其实是一条小巷。巷口有一座砖砌的门洞，门额石刻“槐树街”三个字。门洞左右两边，承受重量的砖柱，原已被人拆去不少砖块，显得摇摇欲坠。我怕门洞顶部因再震而坍塌，便牵鲲鲲试着试着一下冲出门洞。结果没事。说来好笑，到我写这篇回忆录时，将近十年又过去了，那危险的门洞依旧健在。
冲出门洞便是西街，向右便可以逃出西门城。所谓西门城早已不存在，仅仅作为地名保留在居民的口头上罢了。这一段西街两旁的居民都逃到开阔处躲地震去了。我一边跑一边想：“等我回来时，这两旁的房屋还在吗？”
跑到城外水沟边的开阔地带，我和鲲鲲临水而坐，坐以观变。黑暗中一些居民还在不停地跑出城来，有抱被褥的，有背小孩的，有提包包的。向西望去，看见青白江区的方向正在发射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还隐隐听见零星的枪声四起，这是乡间的警报信号。本镇的警报器在地震发生时就已拉响，现在还呜呜的缭绕在夜空中，如泣如诉，鲲鲲坐不住，跑来跑去看热闹，觉得新鲜有趣。我却回忆起小时候，也像鲲鲲这样大吧，夜间跑警报躲避日本飞机空袭，那情景和现在差不多。
临水坐到半夜过了，提包内的馒头也吃了，不见再震。这时候，跑出城的居民又纷纷回去了，我们也回家去，进了余家大院，大院坝挤满了。我们去依傍老侄余柏奎。鲲鲲在一张竹椅上睡了。我在矮凳上枯坐，坐到天亮。
此时已是17日。更多的人搬到大院坝来住。我懒，未搬。夜晚鲲鲲在这里同老侄的小女挤一床睡。我在这里坐到半夜，估计不会再震，便回家去睡了。
此后一连四日大雨。大院坝积水如池塘，床群密集成水中小岛。大婶和陈婆婆都住在床岛上。向大哥背负她们来回渡水。这般怪异景象为我平生所未见。
我这五天照旧去做木箱。街上几乎关门闭户，一片萧条景色。地震前的所谓阶级斗争——追查各地曾经响应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终于被闹地震闹散场了。从此以后，松松垮垮，人心涣散，谁要想搞运动整人，再也不那么容易了。
8月22日晨近6点，我被地球妈妈猛烈摇醒，听见房屋又是一阵嘎嘎咋咋大响。我拖起鲲鲲滚入床底下，吓得发呆。随即听见大院那边一片惊诧的喊妈喊爸的童声。惊魂甫定，才想起这次比16日夜间那次厉害得多。天大亮后，看见再无动静，我们便爬出来，转移到堂妹那边去。我家所居和她家所居虽然同在一乘屋盖之下，但是我家这边山墙孤绝，没有别的房屋拉扯，不如她家那边牢固。大婶和陈婆婆前两日已从大院坝床岛上迁回室内床底下了。陈婆婆是摘帽地主，一贯奉公守法，逃命仍然不忘随身带着选民证和户口簿和购粮册以及摘帽证明书。她一个人独居，所以一切贵重物品全部纳入一口大提包内，放在床下。此外，她为人细心，电筒、火柴、手纸、牙刷、牙膏、针线、糕饼等等，也都随身带着。
流沙河：天灾人祸两当头（4）
此后还小震一次，发警报两次。直到8月29日，本镇仍处在警戒状态。那天是星期日，本镇赶场之期。怕地震造成市面混乱，四门都有民兵守卫，阻止农民入城赶场。
闹地震闹完了整个八月份。本月做工十九日，失业十日，躲地震两日。领工资二十七元，偿债十二元。尚余十五元，将用这点钱支撑九月份。
跨入九月份，不再闹地震。本镇全民皆闹的公平的日子遂告结束。看来又该搞运动了。
1985年写于成都
莫言：毛主席逝世那一天（1）
莫言，原名管谟业，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1956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一个中农家庭。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12岁时因“文革”爆发辍学回家。18岁时到县棉油厂干临时工。1976年8月参军，站岗之余依旧喂猪、种菜。1979年秋调至解放军总参谋部，历任保密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1981年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1984年秋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著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
卷。其中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大家文学奖”。
本文曾收入莫言多种作品集，此处选自《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一、小引：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
之所以选这样一件大事来写，是因为近年来看了不少跟伟大人物套近乎的文章。拉大旗做虎皮，不但有效，而且有趣，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
譬如邓小平去世后，我就看到了文坛上几个一辈子以整人为业、写了许多没有人味的文章的“革命”作家自作多情的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乍一看这题目，着实是唬人，还以为他跟邓小平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很像二野的师长旅长的口气，最不济也是邓小平的炊事员、马夫什么的。但读了文章，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其实是被刘邓大军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撕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就算参加了革命，然后就一直在革命队伍里混事。别说他没见过邓政委，只怕连肖永银、皮定均等二野的中层干部都没见过。现在，那些真正的老革命都去世了，就由着俘虏兵们信口雌黄了。反正他们知道，那些真正的老革命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找他们算账。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1978年，邓政委下了一个命令，给全中国的右派摘掉了帽子，在“右”派里，有铁骨铮铮的好汉，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卑鄙的告密者，整人的急先锋，玩弄权术的小阴谋家，聪明反被聪明误了的小可怜虫，他们当中有的人如果当了权，只怕比“四人帮”还要厉害，把他们划成“右”派的确是个错误。
我的天，原来邓政委就是这样救了他。
二、小引：中南海好像是他家的责任田
油然想起，我在军队工作时，认识了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志愿兵，具体工作好像是在食堂做饭。他说跟我是老乡，我也就认了这个老乡。
这个小老乡有一个爱好，喜欢对人说中南海里的事情，好像中南海是他的责任田似的。这伙计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直呼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譬如提到江泽民，我们总是习惯称做“江总书记”或是“江主席”，我这小老乡却一口一个“泽民同志”，还有“李鹏同志”、“瑞环同志”、“乔石同志”等等，我问他，你们这些在“海”里工作的同志，是不是能够常见到“泽民同志”他们？
他肯定地回答：当然了，经常见。然后就说某某同志喜欢拉二胡，坐在葡萄架下拉，我们围在旁边听；某某同志经常到食堂来排队买馒头，我总是选个大的给他。
不敢说我这小老乡是在造谣，因为现在的事情真假难辨，某部机关食堂里一个志愿兵就能替人办大地方的出入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
这是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不是我的捏造。
三、小引：毛主席逝世与我大有关系
前面两段小引说明，只要你厚颜无耻，只要你胆大如匪，那么，你就可以跟无论多么大的人物挂上钩，这就为我这篇文章找到了根据。
原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毛主席逝世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
现在我想，毛主席逝世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