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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谈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温和。“攻击毛主席”改成了“议论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错误言论”，过几天又改成“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后来干脆不提了，只说大家都有问题，让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问题”。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4）
一天，清查组里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谢先生轻声对我说，晚上到他家去一次，还把他家的地址抄给我。
那天晚上我刚敲开门，他就一把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满眼诚恳地直视着我说：“中央精神有变，你的话没有错。那两个人正在找台阶，证明清查你是正当的。找到你的两篇学术文章，一篇写鲁迅的，一篇写胡适的，每个字都在啃，啃了几个月，还没有啃出问题……”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我的清查结论呢？”我问。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们原来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废了，写不出任何一条问题，现在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和几个比较正派的清查组成员商量，还是由你自己写几句吧。”他说。
“没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嘛！”我说。
“那也得由你来写，我们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给老夏说过，他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我建议，你就如实写几句，有没有问题别人自然会看出来。”显而易见，他对我充满善意。他所说的“老夏”，就是他们的临时组长，早年与江青熟识，“文革”中被隔离过一阵。
但是，我心中充满不平。我说：“老谢，什么时候了，他们居然在查我的那两篇学术文章？他们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年代写的，当时敢于写学术文章，还署了我自己的真名，本身就是在对抗他们这些人！他们自己写了那么多造反、批邓的文章反而不查了？这真是历史的颠倒。”
老谢说：“你的不幸，是车部长亲自决定审查你的。他倒是讲了你很多好话，但后来却撒手不管了。现在，车部长和市委书记苏振华他们在‘两个凡是’上出了问题，都调走了，清查组的人都忙着撇清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忙着在找自己今后的工作。他们这次算是又滑过去了。”
根据老谢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条，抄录所留底稿如下——
自 我 清 查
“文革”十年，我受尽批判，历经磨难，家破人亡，却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邓，殊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对父母、亲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谴责，不便与外人道也。
近两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项问题，现已有中央文件证明我为正确，毋庸多论。另外曾被清查人员感过兴趣的，是下列第一项。其他两项虽然算不了什么问题，却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为教训提一笔。
一，我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难友”——残疾人沈立民先生，从邮局转寄过一封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我和那些不认识的车间工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几年后会犯政治错误。从中得出一个教训，虽然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是人民的权利，但最好不要投给我们不了解的领导人；
二，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有一次却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我误以为那份台词教材的“绕口令”有点低俗，可能是“工宣队”插手了，其实是误伤了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的教师；
三，在我生病期间，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请求我从文字语法上帮助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过，在病床上花了大约十分钟时间修改了一下。后来这个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帮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审查，也紧张了好一阵。由此得出教训，此生作为教师，只能教书，不能改文。只要在别人的文字上一落笔，什么都扯不清了。
十年教训，略如上述，敬祈指教。
两天后，老谢告诉我，我的清查结论就写了这三条。但我的文字“太幽默”，可能会做些修改。我说，要修改可要征得我同意。但后来再也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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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第一冤案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批判和斗争。
被关押的刘少奇，在70岁生日这天看到了《关于叛徒、内好、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顿时昏厥过去，生命垂危。1969年11月，刘少奇被遣送开封之后随即身亡。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项罪名完全是蓄意捏造，应该完全推倒。5月17日，北京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共和国最大的一起冤案昭雪。因这一冤案株连受到迫害甚至被判刑的近3万人也获平反。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5）
这一最大冤案的平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带动了其他难案积案的平反。＇正 声＇
流沙河：天灾人祸两当头（1）
流沙河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1931年11月生在成都。1948年始发表作品。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
1957年，流沙河因《草木篇》获罪，成为大右派，一举成名天下知。1966年“文革”爆
发，他作为死老虎被押回金堂老家，做了锯匠，而且在“监管”状态中，不准外出。两个月以后，他早先认识的一位名叫何洁的女子突然找上门来，不但带来了许多可怕的传闻，预示着全国即将大乱，同时也带来了真挚的爱慕之情。在“文革”阴云密布的时日里，流沙河和何洁结婚，一起度过了异常艰难的岁月。
1988年，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由三联书店出版，引起广泛关注。这里摘录的，即该书中的片断。
国难来了又去了
经过夫妻别离，经过半失业，经过疾病，经过日记本上长长的债务清单，经过司马迁《史记》的两读，我跨入难忘的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我正在拼命钉箱，1月9日那天我做出三十只包装木箱，挣来整整三元。一月份我破记录，挣来五十一元五角。要多挣几个钱准备买过年货，我撬开室内的地板，挖出从室外窜入的药瓜根六十多斤，送到药材站，卖了七元多，为了不让全家拖死，惭愧啊惭愧，我已无暇留心国家大事。直到本镇四家工厂职工群众为周总理开追悼大会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们静默无哗列队走向公园，被他们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时，我才想起国难当头，从而萌发自责之意。可是我能为祖国做什么事情呢，我是右派！
不久，住在我家窗口对面的那一对造反派夫妇，为了他们栽的一株价值一分钱的桉树苗被别人折断了，两次打我。第一次是其夫姓李的扇我两个耳光。第二次是其妇姓赵的揪住我的衣领打我。这两次我都是一手未还。其妇打了我，又去打九岁的鲲鲲。打了，她还投大石入厨房，砸破我家水缸。别以为这都是十家院坝里的无聊纠纷，都是莽夫泼妇的逞凶耍横，可以海量涵之。不，这里面有政治——周恩来死了，邓小平霉了，造反派要翻起来了，其夫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东街印刷厂的大印，其妇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西街糖果厂的大印，可能都要重新夺回手了，所以他和她的气焰就高张起来，敢于出手打我了。他们这样打我，促使我改变了想法：“现在是国难家灾两当头。”
又不久，在报上读到天安门事件，我又挨到一顿触及灵魂的打，比触及皮肉的打更凶狠。4月8日之夜，那一对造反派夫妇把他们家中的收音机调到极限音量，向庭院其余的四家人示威似地高声传送邓小平被撤职的决定。我至今仍不忘其夫的鼓掌声和鸱鸮夜啼一般的哈哈怪笑声，这促使我再一次改变想法：“还是国难当头！”
我不能说那时候我憎恨“四人帮”。那时候我尚未听说过“四人帮”三个字，从何恨起。我只能说，我恨“文革”，从开始我就恨。我恨“文革”，也包括恨“文革”的两派。一想起我在故乡亲眼看见的那两派如何争宠，如何标榜只有他们自己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