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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办公室的领导人，为文史专员请求增加了工资一半数额的生活补助费。单身老头，一个月有150元的收入，是可以天天上馆子的，这不能不说是在欢度幸福的晚年吧！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取消了的干部看病制度又恢复了。这对老弱多病的文史专员们来说，是一件最方便的事了。
离开我十多年的女儿，全家四口，在党的关怀下，从内蒙古调回北京。这对照顾我的晚年生活来说，是使我十分感激的。我在台湾与海外的其他几个儿女和大量近亲，听到这一消息，都一致为之高兴万分。一个人可以影响到一大片，过去我没有这种体会。受党的这种恩情而无限感激与感动的，又何尝只限于我一家人呢！敌人无论怎样对党进行恶毒攻击，造谣中伤，但铁一般的事实，是怎样诬蔑也改变不了的。
更出我意外的是，30年前，我被迫参加了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经过我从云南以要犯身份解送重庆、又转到北京这么多年，仍被留下，而且在十年浩劫中没被烧毁，完好地保存着，1979年9月间，居然被清理出来送到了北京。
中央有关部门一经审定，立即宣布：把我由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家属也由过去旧军人家属（更坦率点说，过去她们是被人指为大特务的老婆与女儿的）改为革命干部家属。党的这种实事求是精神，错了就改正的光明磊落的作风，能不使人感到饮敬！有人问我：“为什么30年都不请求改正？”答复是诚恳的：“过去我犯过那么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重大罪行，而被迫作了这么一点小事，我有什么脸去争这一名义！”又有人提醒我：“快去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撤消对你的特赦，改换一张起义将领证明。”回答是出自内心的：“像我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更使我感到惭愧的是，随着这一情况的发现，我的工资又提高了。我能不感激！？
1980年8月28日，《北京晚报》第一版下半部刊出了石肖岩、黄国平两位写的《访文史专员沈醉》，报道了我一些情况。许多老朋友和旧部都写信给我，为我的身体很健康而高兴。当然，我应当把这健康的身体投入祖国“四化”建设，用来报答爱护我的中国共产党和关心我的人们。这一报道，对我是鞭策和力量！
我下半生，特别是“四人帮”横行十年被粉碎之后，能亲跟看到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被押上特别法庭的被告席，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1）
余秋雨
余秋雨，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
余秋雨是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
霜冷长河》、《出走十五年》、《借我一生》等。每部作品的问世，均产生热烈反响。他的艺术理论著作亦备受学术界重视，《戏剧理论史稿》及《戏剧审美心理学》多次获奖。
本文摘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借我一生》。
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冬天至1978年冬天这两年。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灾难中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学院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2）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