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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惨酝哪抗饣鼐炊苑健Ｎ颐潜咦弑咛副吆摺拔逍呛炱煊缙铩钡母枨�10年来没有敢说的话，就像游行的队伍一样滚滚而至，谈不尽、说不完。跟着队伍来到东长安大街，街面宽阔，人更多，旗更多，好像又来到一个新世界。其他游行的人见我走在队里，纷纷投来赞叹的目光，有的说，你瞧：这白发老人走得多带劲！旁边还有人搭腔：那是“四人帮”压迫的反作用。你看，后边跟着一辆自行车在“保镖”呢。话语声，欢笑声，口号声，鞭炮声，汇成了特殊的交响曲。加上鲜艳的红旗，10月的阳光，使人觉得分外温暖、舒服。长安街、天安门，您好！祖国自由了，人民解放了！
太阳西下，夜幕降临，东西长安街上的路灯、照明灯齐放光明，看着周围的灯光突然像闪电似的大亮特亮，我不禁泪流满面，哼了一句：“日照大地万物生。”国瑛转身看我，她也热泪盈眶。
下午7时多，我们游行队伍来到府右街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前，到此宣布解散。这一解散，我就感到了累。回家，一进屋，往沙发上一躺，深深呼吸——真累呀，真开心呀！这么多年来，这一天是最愉快的一天，也是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
蓝苹，你也有今天！
中国有句成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四人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时间，把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搞了个乌七八糟，许多干部靠边站，被打倒、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和毁损的国家财物文物不胜枚举。整个国民经济被他们带到崩溃的边缘。“四人帮”之罪罄竹难书。
我生长在上海，了解上海，事业也在上海，为党所做的地下工作，主要部分亦在上海。我只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60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四人帮”莫名其妙地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讯，折磨五年多。出狱时已是白发老人矣！
公审“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要求。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并于1980年10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10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建国以来激动人心的大快事。
董竹君：久风要止，久雨要停（4）
我得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反革命集团主犯公审大会的通知，异常兴奋！开庭那天，北京天气晴朗，但有些寒冷。我和许多面带微笑、愤怒、含冤、沉闷的直接间接的受害者鱼贯而入公安部大礼堂——临时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法庭正面挂着国徽庄严大方。法庭坐无虚席、秩序井然，人人神情严肃，带着痛快的心情静待开庭。我坐在前排左面旁听席上思绪万千，十年“文革”陷害迫死无数忠诚勇敢的革命战士和无辜的人民。今天，我能亲眼看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审，不禁含泪而高兴！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被告江青诬陷迫害周恩来、邓小平等的阴谋活动以及其他罪行提起公诉。审判长曾汉周宣布传同案犯王洪文出庭对质。证人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尽管江清百般抵赖，终究逃不脱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谴责，受害者家属愤怒地指着江青厉声质问。有人还高声喝道：“蓝苹，你也有今天！”旁听席上大多是被害者，大家都用愤怒的眼光鄙视着她。
沈醉：中国得救了（1）
沈 醉
沈醉（1914～1996），字叔逸，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
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被中央有关部门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1981年11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三十年》，沈醉著。书中讲述了他解放前18年的特务生涯及解放后的复杂经历。
自从周总理逝世之后，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一天比一天多。全国人民对“四人帮”一小撮人的横行霸道，已经是愤恨之极，由过去的敢怒而不敢言，发展到敢于采取各种对抗行动了。“四人帮”对全国人民的这种反抗，恐惧万分，更加穷凶极恶起来。
有的人只说了“周总理逝世前留下了遗嘱”这样一句极普通的话，“四人帮”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别有用心地在全国各地“追谣”，仿佛要一追到底，才肯罢休。当时，我在心里嘀咕着：这下不知谁又要遭灾了。对“四人帮”的这种做法，用“作贼心虚”四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同时，从他们追查这一句话，并把它指为“谣言”来分析，也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害怕到了什么程度；也不难理解，他们对周总理又仇恨到了什么地步。周总理逝世时的一个遗嘱，竟把他们吓成这样，忙成这样，这就足以显示出周总理的伟大，而他们是何等的渺小啊！
常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四人帮”终于落到了可耻的下场。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从中央公布十五号文件的前两天，北京大街小巷就有不少人交头接耳，笑逐颜开地在互相传播这一特人喜汛。有些人见面，只是问一句：“听到了没有”？问的人是那么兴高采烈，听的人如果已知道了，便也报之以兴奋的微笑。当然，说的人越多，越加证实了这一特大喜讯的真实性，便越传越起劲，好像没有比这件事更值得庆贺似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消息时，我是以极其兴奋的心情，从内心里轻轻喊出了：“中国得救了！”对方也用万分激动的语气，补上一句：“中国共产党也得救了！”
祖国的蒙难，中国共产党的蒙难，是多少亿人民所日夜为之不安的头等重要问题，一旦听到这样的好消息，除一小撮人外，谁又不欢呼跳跃！
尽管我正式听到这一消息是1976年10月21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东厅传达中央十六号文件时，但基本上都早已肯定不是什么“小道消息”了，因为平日最爱在报纸上出头露面的“四人帮”及其爪牙，从10月7日以后，完全绝迹了。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大都心中有数，只差在公开场合来公开讨论，公开庆祝了。所以这一大快人心、人心大快的喜讯，一经中央正式公布，下午便开始庆祝游行，连举行座谈会都推迟，而是先上街庆贺。10多年没有用过的全国政协的大横幅旗帜，也高高举了起来，我们能走动的专员，无不显得特别年轻，跟随机关领导和职工，从机关走到沙滩，与各民主党派的人，一同从沙滩向天安门走去。沿途游行的队伍和看热闹的群众，看到这一队老头老太太队伍走过时，都投以尊敬的目光，他们看着这群劫后余生的老人，今天也和青年们一道在为粉碎“四人帮”而欢呼。
第二天，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单位再次在沙滩集合，一直游行到西单。这样的特大喜讯，谁又不想多欢庆一次呢！
第三天，还是继续游行。机关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劝我们不要去，但是我和另外四个人还是坚持去了。这样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喜事，是可以使老年人也会变得年轻，也能使疲劳被吓跑的。
在一连串的游行庆祝与开大会、开座谈会等庆祝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从此，开始进入了揭发与批判“四人帮”罪行的阶段。这时，我正在想尽力搜索一点“四人帮”中江、张当年在上海的罪行材料。我想起了我二次入狱后，有两批人来追问我，过去既认识崔万秋，为什么会不认识当时与崔有过往来的人。我一生中干过唯一的一次聪明事，就是坚决不承认我会认识与崔往来的人，不论是假客气来劝，还是硬逼，我都顶过去了，没有幻想能认识什么“大首长有好处”，而宁愿坐牢，因此总算保全了这条老命。今天，要揭发他们的滔天罪行，便得从他们过去的丑恶历史来一步步清算。我应当主动站出来，不能再不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