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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彬同志答应了我，而且说如有什么值得反映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他通气。
这个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系国务院各部出一两个人组成，基本上是各部的处长。我跟他们到了刚经过地震尚未恢复的唐山，有间房子住就是好的，但是地委还是对我们极其客气，开会就称“汇报”，要听什么就把谈话对象叫来，而且说：“你们要叫谁就叫谁。”
在我作为新闻记者来的那次，已经查清了那个成分案。连支部所属公社的公安委员也说：“我在这里工作了20年，档案捣过来捣过去查了多少次，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外逃地主，怪！”我还听说了一点这里县委彭书记的情况：农民，抗日民兵出身，文化很低，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上边的一切指示。抗震中有功，登报成了模范，现已升任了地区副专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暂可不过问该案，先去听听别的案子。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晚上就有老百姓来访，谈一些案子，其中谈得最多的是邻县（就是我去过的那个县）的一个命案。一个种菜的农民因小菜窖被挖，用刀子自杀了，闹得全村老百姓给他送葬。县里意见也不同，为此还撤了些干部。现在县里说，这是“那时候执行政策执行得死一点，农民想不通，自己抹脖子死了。已经由公家发了抚恤费了，还怎么样？”的确是不能再怎么样，他是自杀的，能叫谁给他偿命？工作组也拿不出什么办法。
但是老百姓还是议论纷纷。有一天晚上，我在屋里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聊这件事，说那个农民苦是真苦，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小孩才一岁多，全仗这窖菜手艺挣点钱。彭书记一下去，下令各村菜窖全挖，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那人跪下嗑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彭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着，一个人，硬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
这时，听见了更多的关于彭书记的轶事：他如何坐着个吉普车下乡，一看见一群小孩用水桶浇菜，就下车来赶；如何在农村里召开“拔钉子会议”，各村汇报那些种菜的“钉子”，一个个拔，到最后剩下这个持刀自刎的，当然非拔不可。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彭书记执行了，你能把人家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听了原县委副书记和原县公安局局长的汇报。他们都挺委屈，声明自己原来都很服从彭书记的领导，都是尽量按他的指示办的，但是事情实在没有办法，当他们到村里时，话刚出口，已经被当地老百姓包围起来了，老百姓不干呀！他们尽量解释，到菜主家去听人家哭，听本村支部书记诉苦，说他也活不下去了，见不得那家人！死者的妻子在天津急死了，家里剩下一个瞎眼老太太和那一岁半的孩子……真是没办法，他二位才在群众面前认了错，也没有干别的，可是这两个干部都被撤下来了。公安局长说，彭书记升了地区副专员，我现在幸亏调到了市里，不归地区管，要不，今天我也不敢来说这些话。原县委副书记现在穿一身军装，很详细地把自己当年如何下乡照彭书记的意思开会，如何因为老百姓有意见不能不调查，如何自己回去汇报，在县委会上提改正的意思，如何一次在县里好容易说通了，自己去跟老百姓也说过了，可是二次又翻案……细讲了一遍，底下他就不说该怎么办了，只说了一句：“关于彭副专员的事，我听地委的判断。”
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4）
显然，原副书记和原公安局长都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会散之后，我想了一想，便拉着同来的一个编辑，一起到本地部队系统，去找那位县委副书记。
我们找到他家里。这位政委见我们来，已知道我们实际上是记者，非常高兴，他自己倒茶，抓花生招待我们。重新细谈这个案子，他讲了他从乡下回县，如何突然知道县里要开会批判他，说他包庇了资本主义道路，又如何在全县的广播大会上批他，不通知他会议内容，
而叫他去出席……没等他讲完，我已经知道，他所受的这些委屈正是过去我们常受的，但是现在还要他受。帽子还在人家手里，还可以随手扣下来。
他又对我讲了这位彭副专员是怎样当上模范的。地震了，他毫无办法，陈永贵来视察，他拍胸辅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也不要。于是得到上级赏识……
这些材料，我不能写进工作组的报告。农民为什么被逼自杀？不能写上由县委书记负责。那个并非地主的人，被错划为地主而遭打死，也只能写他成分划错的冤情。假如原来成分没有错，本来就是地主呢？其内含便是：打死人者无罪，被打死活该。
我们的农村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
我只能把我的记录稿不加抄录，卷成一卷，原件送到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那里。那个被划错成分的，我还尊重其家属意见，没把被打死的情节附上。后来呢？后来结果比一般的上告户好。那户被逼死的已经从优抚恤。那户错划为地主的，后来也纠正了，改为商人，没收的财产由公家退还。那位已经升任专员的彭书记，则撤了职，不知是作为年纪大了退的呢，还是有什么犯错误的说明？反正就是不让他干了，回家了。对这种干部，给这样的处理，实在已经算很难得了。真是过去没有的做法，我知足了。
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越睡不着觉。
我们文艺界自己的扫尾工作，也并不容易呀。过去给我们戴的帽子，已经一顶一顶取了下来，使我们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做人的资格，所有这些都是几十年未有的。这一条的重要性，不是经历这几十年的人，不能体会。这是真正的歌颂。搞文艺的人，要揭示这一点，要写出这一点的要求，出自内心。但是这点要求在中国却太天真了，被说成要弄乱啦，造成工作困难啦，别有用心啦。这说明婪尾春风，善后工作并不好办。
不是光说上级的决心如何如何，人群之中也有人改不了原来的习惯。我就亲身碰到过一个写匿名信反对当时文艺的“解放”潮流的。实际那还完全说不上什么“解放”，只是老老实实写了一点不那么太光明的阴暗面，例如《班主任》、《大墙下的红玉兰》之类。匿名信作者就认为这样不得了，认为这等于爱伦堡的“解冻”，把光明的社会主义抹黑了。用匿名信转寄了来，说明这确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认为的确应当只准歌颂光明，不准指出任何黑暗。只准“左”，向“左”转，不准向别处走。不是别人强制他这样想，是他自己已经形成了一套思想，已经不习惯于做一个平等自由的人，也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了。不过这还可以理解，可以等待他。而眼前还有更近的人，也是成天讲文艺理论的“三性”，谈性解放之类，和别的时髦人物一模一样，然而一旦听到上边一点消息，错会了意，马上就很熟练地拿出当年造反派的全套把式，翻脸不认人。这就更使人不敢只把这些看作十年或三十年、四五十年……之前那么深的积习，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忘记了，现在只拍拍手讴歌而已。
我跟不上文艺界的新浪潮，只能作陈旧的老生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