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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帕恕�
在短短的访日行程中，“文革”十年来的“极左”思潮在行政领导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想起来仍使我痛心。
有一天，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接着就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用中国话说，在北京的时候，她曾见过我。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从中国移居日本刚刚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们。当她从NHK的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高兴极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车赶到东京来看望我。她们已经到达了新大谷饭店，正在大堂里等着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诉她，我得向领队打下招呼。不料，领队听了我的报告以后竟然决定：“不许见！”虽然我与那位女孩子并不认识，但觉得这样做影响太坏，便要求允许请她上来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领队仍毅然决然地说：“不许见！”我十分气愤，于是，又去找副领队请示。我说，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做法会给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副领队是后来当了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他是个性情中人，但除了对我表示同情以外，对领队已做出的决定，也无可奈何。
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同院医务室的小护士来问我，为什么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找上门来都不见？原来，那女孩过去也在医务室做护士，她从日本来信说，那天她兴冲冲而来，却是哭着和姐姐离开新大谷饭店的。
20个年头过去了，当我也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当我也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孩子哭着离开新大谷饭店时的心情，对当年那位领队的决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手中有了权力就没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个样子？
这类令人困惑的事情，在访日期间曾多次发生。
早年因公出国的人员，并没有随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国门的两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国家规定领取有限数额的置装费，制作两套出国服装，回国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用30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购买下来。男士大都订做中山装和西服各一套，一般都会把置装经费主要用在中山装上。当时中国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见，所以男士回国后上交的都是西服。为了回国后的实用，女士们很少定制裙装的，一般都是长裤打扮，很少考虑国际场合的惯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说，他喜欢中国的中山装，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换小曾的中山装。“怎么办呢？”小曾问我。
我觉得这是友好的表示，并无恶意，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如果予以拒绝，会伤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于不许接待大老远来访的日本女孩的经验，我对小曾说，回国以后，这套衣服就归他所有了，他有权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庄则栋的“乒乓外交”不也没请示就干了吗？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讲。再说，反正没两天就回国了，这几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过去。我还说，从中日友好的大局说，就算把中山装送给那位日本朋友也无妨，从个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装值钱得多，小曾也不吃亏。
吕大渝：一个女播音员的苦与乐（5）
小曾仍然心有余悸，他最终也没敢接受我“无组织无纪律”的建议。为了“不犯错误”，小曾向领队汇报以后，非常沮丧地告诉我，领队说，不许换！从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个“家伙”了。
有一天，当我们从旅馆步行去NHK工作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男一女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俩是台湾来日本的留学生，这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对我们的报道。在异国的土
地上听到中国话，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亲切，特别是在两岸中国人还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对来自台湾的同胞，更应该礼貌待之。但是，那位领队却在一旁极不耐烦又毫不掩饰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们讲话。”弄得那两位台湾同胞十分尴尬。他毫无礼貌的举止真让我不好意思。
在NHK，每天演播之前，编剪新闻的时候，我都有一段空余时间，有了一次向日本化妆师学习的机会。
日本妇女的化妆，清淡素雅，很适合电视演播。她们还喜欢把头发高高梳起，露出光光的前额，不似中国妇女喜欢有些“刘海儿”。按照日本化妆师的审美观，她们在给我化妆的时候，都会把我的头发梳得很高，露出我宽宽的前额。虽然这别有韵味，但我的演播对象是中国观众，我不能以一个日本妇女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每次，日本化妆师给我化完妆以后，虽然我觉得头发太高了，但我一定诚心诚意地千谢万谢。我知道，改变发式并不困难，只需把头发弄矮一些，再拨拉下几根“刘海儿”便是，而且，要在临上阵前的最后时刻去洗手间修改。太早了，敬业的日本化妆师再有修妆时间的话，又会照她的标准处理了。
第一天卫星传送的时候，我化完妆回到演播室，一下就吸引了日本同行和各报刊杂志记者的注意。但是，领队一见到我的头发，便立刻露出不快：“太高了！太高了！”边指责还边伸手把我的头发往下压。他的举动令在场的人们十分惊讶：对日本化妆师的劳动毫不尊重不说，这种在女性同事头上的作为也实在无礼。我感觉到周围日本人诧异的目光，为了制止他这种当着外人的无礼举动，我不露声色地悄声对他说：“我懂，我知道该怎么办。你别碰我的头发！人家都看着你呢。”但他根本不予理睬，还继续用手压我的头发，气得我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
邓小平一行离开日本回北京了。采访小组把专机升空远去的镜头传送回去以后，第二天，也登上飞机回国了。当大家刚刚坐定，只见领队脸上绽出了多日来少有的灿烂笑容，只听得他长叹一声：“啊，好啦，都回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多日来毫无水平的言行竟缘于担心采访小组人员的“叛逃”！
回到北京，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出门，心情非常沉重。好一阵子我不想说话只想哭，为我多灾多难的国家，为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也为我自己。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1）
唐禹民
唐禹民，辽宁省朝阳市人，原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转业后到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杂志社任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理事，中国体育摄影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有《抹不掉的记忆》、《体育摄影理论与实践》、《体育摄影》等。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
1976年7月28日的这一天，唐山市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这一场被世界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的巨祸奇劫，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一座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西方国家一些人士哀叹唐山从地球上“抹掉了”。
地震当天，我就飞往唐山，在飞机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地震消息传来的当天，我作为一名空军摄影干部，很快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清晨得知，震中确定为北京以东130公里的唐山地区。当地空军驻军在震后通讯联络全部中断。
上午9时，我同司令部有关领导及参谋人员一行7人驱车来到通县张家湾机场，登上一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里2”飞机。飞机起飞后，我的摄影工作便开始了。在机组人员的协助下，打开舱门，我系上安全带，半个身子探出舱外，手握相机对准航线经过的村庄城镇，一一拍摄下来，掌握了从北京至唐山沿线的震情。
30多分钟的空中作业，脸被风吹木了，手冻僵了，可我心里挺满足，因为我不仅拍到了照片，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一个村庄房屋破坏得非常严重，几乎全村变成一片废墟，而飞行几分钟后，临近的另一个村庄房屋却完好无损，几乎没有倒塌。再往前一个村庄又遭到毁灭性破坏。面对这种奇特景象，我问自己：地震是否以唐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向四面八方波及，“波峰”上破坏严重，“波底”里破坏较小？我不明白其中缘由，地震科研工作者应该早已掌握了这一自然现象吧？
飞临唐山机场时，天空浓云密布，地面能见度极低，尽管领航员与地面一直用无线电联络，但始终未能听到回答。因此，飞机是在几乎不具备任何飞行数据的情况下着陆的。我们所乘坐的这架飞机，是大地震后第一架降落到唐山机场的飞机。天空正下着雨，飞机滑行时跑道溅起了道道水浪。走下舷梯，一股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