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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我想了想又推翻了开始的说法。我跟白钢商量：“要不，别那么回话了。你就告诉他们，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来没去过天安门，压根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我笑了，白钢也笑了。我不知道白钢是怎么替我向上面应付的，反正，这件事是不了了之了。
我实在没有料到，清明之后不到半年，“四人帮”竟然落到了那样一个大快人心的充满戏剧性的下场。仔细想想，当“四人帮”在中国已经混到了层层干部都对他们阳奉阴违的地步，他们想不被“粉碎”都难！
1976年清明节以后，我的嗓子终于发展成了神经性咽炎，连日常生活中说话都很困难了。
自1949年10月1日以来，年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群众庆祝游行，在“困难时期”被取消了，精简成了游园庆祝活动。“文革”中延续了“游园”这一做法，只是根据政治需要，主会场中山公园音乐堂里的参与者次次有所不同罢了。1976年的“五一”，会场中坐着的是清一色镇压了清明节“四五”运动的警察和工人民兵。
紧接着清明节而来的“五一”游园转播，“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向英勇的人民警察致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充斥了全部解说稿。
吕大渝：一个女播音员的苦与乐（3）
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稿件内容，是一个专业播音员的职业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个人感情和是非好恶与播音内容相去太远甚至背道而驰的话，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整个清明期间，我的喜怒哀乐和广场上的百姓一模一样。我是个人啊，怎么能做得到立刻掉转枪口去把矛头指向那些可爱的群众，违心地大喊大叫？我不愿意参加那次“五一”的
播音工作。
清明期间，劳累加兴奋，我声带的疾病已从水肿和充血，发展到了声带出血，大夫说必须绝对噤声了。于是，我手持大夫的疾病证明和噤声要求去找了主持工作的党支部书记，表示了无法参加“五一”播音工作的原因。因为播音员紧缺，我曾善意地表示，如果人员实在周转不开，我可以带病坚持日常的播音值班。
但是，在宣布“五一”转播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我仍被安排在“五一”播音工作的位置上。如果这是对我的重用，即使我已力所不能及，也应心存感激。如果播音员果真紧缺到除我就再无他人的地步，我也无话可说。可事实绝非如此。
实际上，所谓“五一”游园实况转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现场直播。那时，大约防备播音员在现场直播时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言论”，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词全部录音播出。当时播音组有三名播音员，在我声带出血的情况下，安排另外两位一男一女播音员参加“五一”播音工作是绝对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党支部书记却安排了播音组里另一位女播音员去了中山公园音乐堂。其实，那个被安排坐在音乐堂里的人选，只要是个头脑清醒会说中国话的人就有能力担当，因为其任务简单到只是向转播车内的电视导播通报华主席和“中央文革”首长抵达和离开会场的消息而已。
自从“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紧接着开始了追查所谓的“总理遗言”。其实，历经了近十年的“文革”，对那种把矛头明显地指向周总理的运动，几乎已经没有群众理睬了。就在宣布“五一”工作人员名单的大会上，播音组一位揭发亲兄弟传播了所谓“总理遗言”的同事，在那个“五一”，被奖励到音乐堂前排的“机要岗位”就坐，因此，我声带已经出血的事实，竟毫不在那位书记的考虑之列。
但凡有些专业常识的领导不会不懂得让一条已经出了血的声带还去大喊大叫，对一个播音员、演员或歌唱家事业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而那位书记又恰恰是从一个合唱团调到电视台文艺播出部的，不应该是外行。但在那个生理病态和心理逆反的状态中，我除了俯首帖耳地去毁了自己的嗓子，还能怎么样呢？
那时，我每月只有50来块的工资，一到月底，所剩无几。4月30日录音前，我和白钢凑起兜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二两散装巧克力。尽管我知道巧克力全然治不了声带出血，可我还是指望那平日难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给自己长点底气。
我和白钢轮流进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解说词。每当声嘶力竭嚷完一段的时候，我光想哭。为我播音员的职业感到深深的悲哀。
从那天以后，我一坐在话筒前，嗓子就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再往后，连平日张嘴说话前，嗓子也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了。我试遍了针灸、电疗、蒸汽疗，始终不见成效。大夫说，我得的是神经性咽炎，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发声障碍。
随邓小平访日
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签字仪式在东京举行。代表中日双方签字的是历经十年“文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10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进行卫星传送报道。这是中央电视台在1976年以后的第二次出访任务。当我被通知参加赴日采访工作的时候，着实有些意外。
众所周知，电视播音员与电台播音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只被“听”，还要被“视”，为了在镜头前举手投足得体，除语言技巧和内在素养外，形体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赵忠祥和我，都在形体动作上有过训练，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招收播音员的时候，不再考虑屏幕形象，更不会对形体动作有所要求。1978年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任务来得又那样突然，这让那些未曾在镜头前有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播音员一时何以适应？
9月初，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向我下达赴日任务时强调了在镜头前的举止。虽然我有着不负众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担心自己那神经性咽炎的嗓子不能胜任工作。但老石说，已经这样决定了，赶快抓紧时间治疗吧。他还嘱咐我暂不要对任何人提及赴日采访的事情。
吕大渝：一个女播音员的苦与乐（4）
经历了“文革”的坎坷，又过了而立之年，我对人世上的事情明白了一些：在中国，在北京，别看电视播音员在屏幕上个个都西服笔挺、振振有词，可那都是公家的行头和工作的特点使然。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挨整时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的普普通通的百姓。离开了屏幕，离开了观众，我将一无所有。要不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解除了套在我头上的紧箍咒，我一辈子都得“夹起尾巴做人”，哪还敢有摊上好差事的奢望？所以，能随同邓小平副总理赴日采访，我毕竟是兴奋的。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活动开始前，采访小组在东京街头拍摄花絮报道的时候，我已经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过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我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今天看来，白色的西服实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着装，只因为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蓝、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因此，日本人才会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
我至今仍然认为，从服装的价值和产生的作用来看，那是有史以来发挥过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寻找一双能与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伤透了脑筋。
在1978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我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虽然鞋跟仅高一寸不到，皮子质量又不好，没两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谢天谢地，总算能对付着出远门了。
在短短的访日行程中，“文革”十年来的“极左”思潮在行政领导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