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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炳信：那时你多大年纪？
马晓先：32岁。
田炳信：有警车开道吗？
马晓先：有。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待了近8个月。那期间我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他们都不知道。
田炳信：这8个月里她的态度有变化吗？
马晓先：开始时不行，但比较快地适应了，毕竟跟她的经历有关。
田炳信：没有电话，没有书报？
马晓先、田炳信：江青被抓的时候（4）
马晓先：但她可以随便地写东西，我也开始教她一些生活上的事。比如说衣服要自己洗一洗，她连洗衣粉都不会用，桌子也要自己抹一抹，这些过去都是别人做的。
田炳信：现在要重新过平凡人的生活了。其实你的角色也挺尴尬。
马晓先：很难弄，但我对这件事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刚到江青那工作时，她就曾跟我
说过这样一句话：“小马，你到我这工作，要有个思想准备。”我说什么准备，她说将来……那时是1975年吧，邓小平又回来主持工作了，我估计她跟邓小平之间有些观点上的矛盾，然后就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不然的话怎样怎样。
田炳信：被赶下台？
马晓先：有这种意思啦。
田炳信：有意思，那就是说她还是有预感的。
马晓先：应该早有预感。她的权力欲比较大，比如有很多信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看，如果写“毛泽东夫人收”，她就不太高兴，这些小事情能看出她的想法。
田炳信：这8个月里她哭过吗？
马晓先：没有。
田炳信：这人还是很坚强的。
马晓先：她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后慢慢地学着做点日常的事情。
田炳信：隔离点的环境如何？
马晓先：条件还是不错的。江青的房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扶手沙发椅，卫生间有坐式马桶、浴缸、立式脸盆，地上还铺了地毯。
田炳信：吃些什么？
马晓先：她喜欢吃洋葱头，也喜欢吃苹果。有时提出吃点粗粮，吃点青菜。
田炳信：她进秦城也是你去送吗？
马晓先：是，送她进去后我就出来了。
田炳信：江青后来是死在秦城吗？
马晓先：听说是，后来的事我不太清楚。
田炳信：我觉得你要是有时间，这段真应该写一下。
马晓先：等我闲下来，我会作为亲历者写一写。
田炳信：大历史谁都知道，但细节就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才知道，你恰恰是知道一些细节的人。就像现在外面写江青被抓这一段，就写得绘声绘色，说她嚎啕大哭，说她戴假头发，说她反抗等等。
马晓先：还说她吐唾沫，那些都是瞎说，她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客观地说，她心里还是有主席的，虽然不会给主席织个毛衣什么的，但从家庭的角度看，她和主席的关系，她和女儿的关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田炳信：把江青送到秦城后你干嘛？
马晓先：1979年回来以后我真的不想干了，我们领导就劝我：“小马你要认真想想，现在到处都是大字报，你从中南海出来，你跟谁人家都知道，到底是上了‘贼船’了，你一张嘴能说得清楚吗？留在这里头，好在大家都了解你。”我觉得也对，后来就回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生下儿子没多久，就到彭真那里工作了。
抢救刘少奇是真抢救不是假抢救
田炳信：在中南海那么多年，你还负责过哪些中央领导的保健？
马晓先：还跟过董必武、蔡畅和李富春两口子。
田炳信：听说你到江青那之前还在刘少奇的急救组待过？你们那时是真抢救还是假抢救？
马晓先：是真抢救，就在中南海里面，要是没有我们抢救，他不可能从中南海活着去河南。我们是按中央的要求不惜代价地抢救。
田炳信：他那时候能说话吧？
马晓先：能。作为医生，我们不会管他是“大叛徒”还是“卖国贼”，他首先是个病人。
田炳信：他肯定是你一生中参与抢救的唯一一个特殊病人。一，他是国家主席；二，抢救地点在中南海；三，周围都贴满了打倒这个特殊病人的大字报。
马晓先：是这样，很多事情过了多少年回忆起来还很清晰。
田炳信：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你怎么看？
马晓先：这辈子做了这工作，确实也受了很多锻炼，特别是心理锻炼。有所失，也有所得，但不后悔。我现在什么都能扛得住，就是因为经过锻炼，收获不少。
陈锦华：改组上海市委（1）
陈锦华
陈锦华，安徽青阳人。1949年2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1960年至1971年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兼党组秘书。1971年至1976年9月任轻工业部计划组负责人。1976年10月至1977年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1977年至1983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上海金山钢铁总厂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党委书记。1983年
至1990年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1990年至1993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1993年至1998年任国家计委主任。1998年3月起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陈锦华回忆录《国事忆述》。
中央派工作组到上海
1976年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党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徐、王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虽然这天深夜，组织了消防、交警的紧急集合演习等，但上海的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也就是10月10日这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要我们尽快去上海，了解上海的情况。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并随时向中央报告。
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我们一共去了8个人，12日晚上8点20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在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们看见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还碰到两三起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我们感觉，当时的气氛的确是有点紧张。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他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李先念还分别建议倪志福、彭冲同志与苏振华一起去上海。中央其他同志都同意。关于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接着，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
“四人帮”党羽扬言罢工
10月12日晚上，王少庸、朱永嘉开会，筹划停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控制电台，封锁中央的消息，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也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我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打来的电话。张秀要我们晚上睡觉警觉一点，并且说你们来的人，最好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后来我们知道，当时上海民兵指挥部已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架设了指挥电台，这个电台是辅助的指挥电台，主要的指挥电台在江南造船厂。
第二天吃早饭，我碰到跟我们一起到上海的秦仲达，他当时是化工部计划司司长，后来任化工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