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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呸，”沃尔特说，“听上去又是一个满口谈性的中年教授。”
“哦，他讲的都是些和生育有关的雕塑，”帕蒂说，“如果我们能找到的五万年前的雕刻品都是和性有关的，这可不是他的错。而且他长着一把白胡须，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可怜他了。我是说，你想想看，他站在讲台上，试图大谈特谈‘今天的年轻女性’和性的话题，你知道啦，我们‘瘦巴巴的大腿’什么的，他知道他让我们不舒服，也知道自己长着白胡须，上了年纪，而我们都还，你知道的，很年轻。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说那些话。我觉得那真是不容易。自己忍不住让自己出丑。”
“可那些话多冒犯人！”
“而且，”帕蒂说，“我想他可能确实喜欢粗壮的大腿。我看多半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石器时代的审美。你知道啦，就是肥胖。他如此醉心远古艺术，真让人感动，还有些令人心碎呢。”
“但你难道不觉得被冒犯吗，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
“我可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
“难以置信！”沃尔特说，脸都涨红了，“你不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吗？”
“这个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
“但是，你之所以能来明尼苏达大学，就是因为你拿了运动员奖学金，换作五年前，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你能来这里就是因为有女权主义的联邦法律。你能在这里就是因为有《教育修正案第九条》。”
“但第九条说的不过是基本的公平而已，”帕蒂说，“如果有一半学生是女性，那么她们就应该得到一半的体育拨款。”
“这就是女权主义！”
“不，这是基本的公平。因为，比如说，安·梅耶斯，你听说过她吗？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熊队的明星球员，刚刚和NBA签了约。这太荒唐了。她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还是个女孩。她永远没机会上场的。与女人相比，男人天生就是更出色的运动员，且将永远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看男子篮球的观众要比看女子篮球的多上一百倍——在体育上男人能做的事远远超过女人。想否认这点是愚蠢的。”
“可是如果你想当医生，而他们不让你进医学院，因为他们更愿意录取男学生呢？”
“那当然也不公平，不过我没想当医生。”
“那你想做什么呢？”
因为她妈妈一直不懈地鼓励女儿们要有了不起的事业，也因为在帕蒂看来，她妈妈不是个合格的家长，或许正是这种欠缺，使帕蒂想做个家庭主妇，做个出色的妈妈。“我想住在一栋漂亮的老房子里，生两个孩子，”帕蒂说，“我想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妈妈。”
“你也想同时有自己的事业吗？”
“抚养孩子就是我的事业。”
他皱皱眉，又点点头。
“你看到了，”她说，“我不是个有趣的人。我不像你其他朋友那么有趣。”
“你大大地错了，”他说，“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哦，你这么说，真是太好心了，可我觉得这不怎么讲得通。”
“我认为是你太小看自己了。”
“恐怕你对我的看法不够客观，”帕蒂说，“我打赌你连一件能证明我有趣的事都举不出来。”
“好吧，首先，你有体育才能。”沃尔特说。
“运球、运球，的确有趣。”
“还有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说，“你觉得那个讨厌的教授让你感动，让你心碎。”
“但你不同意我这个看法！”
“你谈论你家人的方式，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方式。还有你远离他们，在这里开创属于自己的生活。所有这些都非常有趣。”
帕蒂之前从未和如此明显地爱着她的男人相处过。当然，他们当时真正谈论的其实是沃尔特将手放在帕蒂身上的欲望。随着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她越来越意识到，尽管她不够好——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她不够好，因为她有着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并且容易被不健康的事物吸引——她确实是个相当有趣的人。而沃尔特在热切地坚持着这点的同时，也无疑使他自己在帕蒂眼中变得有趣了起来。
“如果你这么认同女权主义，”她说，“那为什么你最要好的朋友是理查德呢？他对女性不是不怎么尊重吗？”
沃尔特脸色一沉。“的确如此，如果我有姐妹，我一定不会让她和理查德碰面。”
“为什么？”帕蒂问道，“因为他不会善待她？他对女人不好吗？”
“他并非有意那样做。他喜欢女人。只不过他很快就会厌烦。”
“因为我们女人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物品而已？”
“他没有这么政治化，”沃尔特说，“他赞同男女平等。但对他来讲，那更像是一种瘾，或者说是他的种种瘾之一。你知道，他父亲是个大酒鬼，而理查德不喝酒。但其实这和在狂欢之后将酒柜中的酒全部倒入下水道是一回事。这就是他对待他觉得厌倦了的女孩的方式。”
“听上去很可怕。”
“是的，我尤其不喜欢他这一点。”
“可你依然和他做朋友，尽管你是个女权主义者。”
“你不能仅仅因为朋友不够完美，就不忠于他们。”
“那当然，可你得努力帮他们改善。你得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你就是这么对待伊丽莎的吗？”
“好吧，你说得有理。”
两人再次说上话时，沃尔特终于用电影加晚餐的约会模式邀请了她。结果电影还是免费的（这就是沃尔特的典型作风），是一部名叫《雅典恶魔》的希腊语黑白片。他们坐在艺术系的电影院里，周围都是空座位，等着影片开始时，帕蒂聊起了她的暑假计划。她打算和凯茜一起住在凯茜父母在郊区的房子里，继续她的物理治疗，并为下赛季复出作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在空荡荡的电影院，沃尔特突然问她愿不愿意住理查德的房间，因为他正要搬去纽约。
“理查德要搬走了？”
“是的，”沃尔特说，“纽约是一切有意思的音乐的诞生地，他和赫雷拉想重组他们的乐队，试着在纽约发展。而我的房子还有三个月的租期。”
“哇，”帕蒂小心地调整着她的表情，“我可以住他的房间。”
“如果你住进去，那就不再是他的房间了，”沃尔特说，“那将是你的房间。那里离体育馆很近，我想这总比你从伊迪纳搭车要方便得多。”
“那么你是在邀请我和你同住喽？”
沃尔特脸红了，避开了她的眼睛。“显然你会有你自己的房间。不过，当然了，如果你想一起吃晚饭或者一起玩，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想你可以信任我，我会尊重你的私人空间，但当你想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我也会在那里。”
帕蒂盯着他的脸，努力想理解他的意图。她感到：（一）被冒犯；（二）听到理查德要搬走了，很难过。她几乎要建议沃尔特最好先吻她，如果他想要邀请她和他同住的话。但是，被冒犯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那一刻她不怎么想被亲吻。就在这时，电影院的灯暗了下去。
自述人记得，《雅典恶魔》讲的是一名戴着牛角框眼镜的温和的雅典会计，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头版，文章标题为“雅典恶魔在逃”。街上的雅典人立刻开始对他指指点点，追赶他，就在他快要被逮捕的节骨眼上，一伙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罪犯，救了他，他们误以为他就是他们的恶魔头领。这伙人有个大胆的计划，像是去炸掉帕特农神庙之类的，主人公一再解释说他只是个温和的会计，不是什么恶魔，可这伙人如此迫切地需要他的帮助，而城中的其他人又如此狂热地想要把他杀死，最终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摘掉眼镜，摇身变成他们无所畏惧的领袖——雅典恶魔！他说：“好吧，伙计们，咱们要这么干。”
看着电影，帕蒂在那个会计身上看到沃尔特的影子，想象着他也像剧中人那样摘掉眼镜。后来，当他们在韦肖餐厅吃晚饭时，沃尔特将这部电影理解为一则寓言，认为它暗喻了战后希腊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向帕蒂解释说，美国需要在东南欧找到北约伙伴，所以长期支持那里的政治压迫。那个会计，他说，其实只是个普通人，可以代表任何一个最终接受自己的使命、加入到反对右翼压迫的激烈斗争中的人。
帕蒂在喝酒。“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说法，”她说，“在我看来，电影讲的是主人公之前从未真正活过，因为他过于负责任，过于怯懦，对自身的潜能一无所知。直到他被误解成雅典恶魔。虽然在那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