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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你自己就好，好好打，”特雷德韦尔教练对她说，“谁是我们的领帅？”
“我是我们的领帅。”
“大声说。”
“我是我们的领帅。”
“大声说！”
“我是我们的领帅！”
如果你有过参与团体性运动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在这样喊过话后，帕蒂立刻会感到自己更加强大，注意力更加集中，也更想去带头打好这场比赛。这套小把戏起作用的方式还真是有趣——通过简单的几个字传递信心。做热身运动时，她感觉很好，和熊队队员握手，感觉对方在打量她，知道她们已经听说她是金地鼠队的主力得分手和进攻组织者时，她依旧感觉很好；为了取胜，她将自己往日的威名像盔甲一样披戴上身。然而，一旦进入正式比赛，信心就开始迅速流失，而再想从场外获得新的信心补给则是不可能的。帕蒂确实有一次顺利的快攻上篮得分，但那之后，对她而言，那晚就结束了。从第二分钟开始，喉头的硬块就告诉她，她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惨败。熊队的对手比她高两英寸、重三十磅，弹跳高度更是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但她的问题并不仅仅出在硬件条件上，这些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她失去了求胜的决心。面对熊队队员的体格优势，她心中并没有燃起竞争的烈火，也没有像教练指示的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拼抢，相反，她被这样的不公击败了：她开始可怜她自己。熊队采用了全场紧逼盯人战术，结果发现效果好极了。肖娜抢到篮板后将球传给了帕蒂，但因为被堵在角落，她放弃了投篮。她再次拿到球，球却出界了。她再次拿到球，佯攻时直接将球传给了对方球员，仿佛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教练要求暂停，告诉她站位时站得再靠前些；但熊队队员就在那里等着她。她长传失误，球飞进了观众席。为了逼走喉头的硬块，同时试着调动起疯狂的劲头，她因冲撞而犯了规。她跳投时缺乏弹力，两次在三秒区内丢球，教练把她叫出来，说了几句。
“我的女孩哪去了？我的主攻手怎么不见了？”
“今晚我没状态。”
“你当然有，但你需要启动它，它就在你体内，把它找出来。”
“好的。”
“大声说。把它释放出来。”
帕蒂摇摇头。“我不想把它释放出来。”
教练俯下身，凝视着她的脸，而帕蒂下了好大决心才逼迫自己迎向教练的眼睛。
“谁是我们的领帅？”
“我是。”
“大声说。”
“我做不到。”
“你希望我把你换下来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不！”
“那就给我出去好好打。我们需要你。无论你心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比赛后再聊，好吗？”
“好的。”
这新一轮的输血在帕蒂体内甚至还未循环一周就直接流失了。为了队友，她继续留在场上，但她又成了过去那个谦让的帕蒂，她跟着比赛走，而不是去主导比赛，更愿意传球而非投篮。之后，她连年头更久的毛病都复发了：在球场外围进行远距离跳投，换作别晚，当中或许会进上几球，但那晚不行。想在篮球场上有所隐藏是多么困难！帕蒂在防守上屡屡失利，而每一次的失败似乎都使下一次的失败变得更加有可能。虽然在后来的人生中，当她和严重的抑郁症交上了朋友，那晚的感觉于她已是家常便饭，但在那个二月的夜晚，这还是个可怕的全新体验：感觉球赛在身边旋转，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内；直觉告诉她，每一次的得球和失球，双脚在地面上的每一声重响，试图对抗专注而投入的熊队队员的每一个瞬间，半场休息时每一位队友在她肩头的友好拍打，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说明她的失败、她未来的虚无和抗争的无效。
下半场过半时，金地鼠队落后二十五分，教练最终还是把帕蒂撤了下来。被换下场之后，她立刻活过来一点点。她又能叫出声了，她鼓舞着队友，像个迫切的新手那样和她们击掌，沉醉于这种身份的降低（从比赛主角沦为拉拉队队员），对于心怀怜悯的队友过于小心的安慰所带来的耻辱，她全心拥抱。她觉得在自己一败涂地之后，就应该像这样被轻视、被羞辱。沉浸在如此的失败当中，是她全天里感觉最好的时候。
后来，在更衣室，她关闭耳朵忍受了教练冗长的说教，然后坐在长椅上哭泣了半个小时。队友们体贴地没有来安慰她，由得她这般发泄一场。
穿上风雪大衣，戴好金地鼠队的针织帽，帕蒂去了诺斯罗普纪念礼堂，希望布莱克门的演讲或许还没有结束。但礼堂的灯已经灭了，门锁着。她想先回宿舍，给沃尔特打个电话，但随即意识到自己眼下真正想做的就是中断训练，大醉一场。她沿着积雪的街道来到伊丽莎的公寓，在这里，她又意识到她心里真正想做的其实是冲着自己的朋友大声嚷嚷，骂她一顿。
伊丽莎不想让她上去，她在对讲机里说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也累了。
“不行，你一定得让我上去，”帕蒂说，“没什么好商量的。”
伊丽莎开门让她进去，然后就躺倒在沙发上。她穿着睡衣，听着某种节奏感强劲的爵士乐。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倦怠和陈旧的烟味。帕蒂靠近沙发站着，没有脱大衣，融化的雪水沿着她的运动鞋往下流。她看着伊丽莎是怎样慢慢地呼吸着，然后又花了多长时间才把想要开口说话的念头付诸行动——她脸上的肌肉先是不由自主地抽动，随后渐渐得到控制，最终喃喃问出一句：“比赛怎么样？”
帕蒂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很显然伊丽莎已经忘记她的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对着伊丽莎嚷嚷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帕蒂将她的公寓彻底搜查了一遍。与毒品相关的东西立刻现身了，就在靠近沙发一头的地板上——伊丽莎只在上面盖了一个抱枕。在她的桌子上，一堆诗歌期刊和音乐杂志的底下，是那个蓝色的三孔活页夹。就帕蒂判断，自从去年夏天以来，活页夹里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她翻查着伊丽莎的文件和账单，想看看有没有和医院有关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找到。爵士乐循环播放着。帕蒂关掉唱片机，在茶几上坐了下来，剪贴簿和毒品就放在她面前的地板上。“醒醒。”她说。
伊丽莎将眼睛闭得更紧了。
帕蒂推推她的腿。“醒醒。”
“我需要抽支烟。化疗搞得我昏沉沉的。”
帕蒂抱着她的肩膀将她拉了起来。
“嗨，”伊丽莎说，脸上带着一丝朦胧的微笑，“见到你真高兴。”
“我再也不想做你的朋友了，”帕蒂说，“再也不想和你见面了。”
“为什么？”
“就是不想。”
伊丽莎闭上眼，摇摇头。“你得帮帮我，”她说，“为了止痛，我一直在吸毒。都是因为癌症。我本想告诉你，可实在不好意思说。”她朝一边歪过去，又躺倒了。
“你没得癌症，”帕蒂说，“那只是你编造的一个谎言，因为你对我有些疯狂的想法。”
“不，我有白血病，我的确有白血病。”
“我过来亲口告诉你这些，算是礼貌吧，但现在我要走了。”
“不，你得留下，我有毒瘾，你得帮帮我。”
“我帮不了你。你必须回你父母身边去。”
长长的沉默。“给我支烟。”伊丽莎说。
“我讨厌你的香烟。”
“我还以为你了解父母这档子事，”伊丽莎说，“了解我们都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孩子。”
“关于你我什么都不了解。”
又一阵沉默。然后伊丽莎说：“你知道如果你离开会发生什么事，对吧？我会自杀。”
“哦，这可真是个留下来和你做朋友的好理由，”帕蒂说，“对我们两个而言，听上去都好玩极了。”
“我只是说，我有可能这么做，你是我所拥有的唯一一件真实而美好的东西。”
“我不是一件东西。”帕蒂郑重地说。
“你见过人注射毒品吗？我已经相当熟练了。”
帕蒂捡起注射器和毒品，放进自己的大衣口袋。“你父母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不要打给他们。”
“我一定要打，没的商量。”
“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你会来看我吗？”
“会，”帕蒂说谎了，“告诉我他们的号码。”
“他们常常问起你，他们认为你对我的生活有正面的影响。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
“会，”帕蒂再次说谎，“他们的号码是多少？”
伊丽莎的父母赶到时午夜已过，他们看上去严肃而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