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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掉进了我的蔬菜汤。
肯把椅子挪过来，把我抱在怀里。“这是好汤，你知道吗？”
“我不想让你担心。”我终于说出了真相。
“亲爱的，只要你还能哭，还能呼吸，我就不担心。如果你这两样事都停止了，那我可就担心了。”
“我很害怕，我到底该做什么改变？我需要改变吗？我希望你能老实告诉我。”
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造成了癌症，也不认为有任何人知道。某些人声称癌症是因压抑情绪、低自尊或心灵上的贫血造成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些观念没有任何佐证；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想向你推销一些东西。
“既然没有任何人知道致癌的因素是什么，我不认为你需要做什么改变，你何不趁着得癌症这个机会来改变你一直想改变的事。压抑情绪也许会、也许不会间接导致癌症，反正你一直想停止压抑这些情绪，那就利用得癌症这个理由来进行这件事。我知道任何建议都是廉价的，但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变那些你列举出来的事项？”
他的观念让我释怀，于是我有了笑容。肯又加了一句：“不要因为你认为它们导致了癌症才改变，这样只会让你内疚。你改变它们，只因为它们该被改变，你不需要靠癌症来告诉你什么是需要修正的。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会帮助你，这应该是很有趣的事，真的。我是不是有点傻？我们可以称之为‘得癌症的乐趣’。”我们开始放声大笑。
他的话令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有一种清楚和坚定的感觉。也许得癌症这件事根本就没什么“命定”的理由，虽然以前的人非常喜欢向这些诠释靠拢。此外我对一般的医学解说也不十分满意，我觉得他们把一切都归到物质的理由（食物、遗传因素、环境污染等）。从某个层面来看，这个解说还算妥当，不过对我而言是不够的。我需要从这些经验中找到意义和目的。我只好透过思想和行动来赋予它一些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决定接受任何治疗，我不想在接受治疗后，就把这个病一劳永逸地锁在柜子里。从现在起，癌症显然会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要在每个层面都尽可能利用这次机会。在哲学上，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专心地观察死亡，帮助我做死亡的准备，仔细研究我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在灵性上，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践我一向感兴趣的内观修炼，不再企图寻找更完美的方法。在心理上，我可以更爱护自己和善待别人，并且更自在地表达我的愤怒，更能与人亲近。在食物上，我想吃新鲜和清洗干净的健康食品，开始运动。最重要的是，不论是不是能达成这些目标，都不再苛求自己。
我们吃完了午饭，这顿饭我们后来开玩笑称之为伟大的蔬菜汤事件，或者癌症的乐趣。这标志着我们对待崔雅癌症意义态度上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我们如何看待她的生活方式上的所有变化——改变生活方式，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它们需要改变。
“我不认为你可以看到它，因为只有我可以看得到。”
“它还在不在那里？”想到它就令我不安。
“我什么都没看见，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崔雅在说这句话时，就好像死神在你爱人的肩上是最自然的事。
“难道不能把它弹掉或是做些什么吗？”
“别傻了。”她说。
崔雅和我最后终于替这个病找到了意义，而且在健康和治疗上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但眼前我们必须尽快治疗这个疾病。
我们和彼得·理查兹的约会已经迟了。
“那是欧洲兴起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我认为你是很好的人选。”
彼得·理查兹看起来有些沉痛。他显然很喜欢崔雅；治疗癌症病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彼得把各种可能的治疗略述了一番：切除整个肿瘤和所有的淋巴结，胸部不动手术只做放疗，但淋巴结要切除；切除部分肿瘤（拿掉四分之一的胸部组织），拿掉一半的淋巴结，四至六周的放疗；切除部分的肿瘤，拿掉全部的淋巴结。我们好像很平静地在讨论中世纪的酷刑。“夫人！我们这里有八号尺寸的贞操带。”
崔雅已经想好大略的治疗计划。虽然我们都很热衷另类疗法和整体医学，但细察之下才发现，没有一种另类疗法，包括赛门顿观想（Simonton visualization）、泽森食疗、巴哈马的伯顿疗法在治疗第四期的肿瘤上有任何成效，这些肿瘤是癌症中的纳粹党，小麦草汁和积极思考不会给它们很深的印象。如果想有任何存活的机会，必须用核弹把它们炸光——这时白人的主流医学就有用了。
崔雅经过仔细的考量，最后决定第一步采用主流医学的治疗方法，然后结合所有的另类疗法加以辅助。当然，另类疗法并不鼓励采用主流医学的方法，譬如放疗或化疗，因为它们会造成免疫系统的永久伤害，而减低另类疗法的疗效。
这样的看法部分属实，但癌症的病情比大部分另类疗者的想像要更细微。举例来说，放疗确实会减少白血球的数量，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况且免疫力的不足和长期的白血球减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白血球的数量和免疫力的品质无关，譬如某些接受化疗的人并没有显现更高几率的感冒、一般感染或续发性的癌症，虽然他们的白血球数量可能比较少。事实是，许多采用另类疗法的病患死了，当然最方便的借口就是，“你应该早点来找我们的。”
欧洲的主流疗法发现，切除部分的肿瘤，然后做放疗，基本上和全部切除肿瘤的疗效是一样的。彼得、崔雅和我都认为切除部分的肿瘤是比较合理的方式。
1983年的12月15日，崔雅和我在旧金山儿童医院的二○三病房度过了我们的蜜月。
“你在做什么？”
“我请他们拿一张行军床来，我今天晚上要睡在这个房间里。”
“他们不会答应你的。”
肯给了我一个你在开玩笑的表情，“孩子，如果你是个病人，住院是件很可怕的事，在这里你可能感染其他地方无法感染到的细菌。如果细菌不让你生病，这些食物也会让你生病。我非住在这里不可，而且现在是我们的蜜月期。”
他拿了一张行军床，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六尺四的身材大部分都悬在床外。手术前他送了我一束花，卡片上写着：“送给我灵魂的另一半”。
崔雅很快便恢复了活动，她再度浮现出生来巨大的勇气，泰然地度过了这段煎熬。
12月11日：彼得、肯和我三个人意见一致，认为先切除部分的肿瘤和部分的淋巴结，然后做放疗。我感觉很好，还能开玩笑。在麦克斯餐厅吃午饭，和肯一起买圣诞礼物，很晚才回家，觉得相当疲倦，心中涌出对肯的爱，很想把这份爱和宽恕分享给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的家人。
12月14日：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午睡后整装出发，到达旅馆和爸妈吃晚餐，收到更多的结婚礼物。打电话叫凯蒂来。依偎在肯的怀里。
12月15日：九点到达医院，开刀迟了两个小时。开完刀觉得很好，五点醒来，肯、爸妈和凯蒂都在。当天晚上打了吗啡，有点飘飘然，类似静修的感受。每个小时都被叫起来量体温和量血压，肯也得跟着起来，他必须告诉护士我还活着，因为我的心跳一向很慢。
12月16日：整天都在睡觉。到下面的大厅和肯散步。理查兹医生进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淋巴结没有任何癌细胞。和苏珊娜散步，当天晚上无法入睡，我要求打吗啡和止痛剂。很高兴肯坚持陪在我身边。
12月17日：打电话给许多朋友。读了很久的书。肯去买圣诞礼物，身体觉得很舒服。
12月18日：来了许多访客，肯出差去了。阅读《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身体仍然有些酸痛。
12月19日：出院，在麦克斯餐厅吃完饭，和肯买圣诞礼物。觉得很好，很有信心，有时我担心自己太过于自信了。
手术后的冲击是心理上的：崔雅开始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她所谓的“人生志业”。到底她的人生志业是什么？她给我的解释是，她以前—直倾向于阳性的价值观，也就是总要做点什么，她无法什么也不做，只是存在。阳性的价值观就是制造一些东西，达成某些目的，通常比较有攻击性、竞争性以及等级性：它们总是投射未来，依赖的是原则和判断。基本上，这样的价值观总想把眼前的一切“变得更好”，然而阴性的价值观却是拥抱当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