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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被装进了汽车里，雨停了，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地开到了县城一座学校里，学校的操场上都有人，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从服装和神情上判断出他们都是血奴。操场的周围站满了穿着迷彩服和制服的人，他们是武警和警察。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晚上，肉瘤带着一伙流氓与另一伙流氓打架，两伙流氓都动用了枪支，死亡了三个人。流氓和流氓打架，经常会有人受伤，但是从来不会惊动警察，但是，这次不同了，有三个人死亡了。而且，是被枪弹打死的。
枪声惊动了巡逻的警察，他们迅速协同赶到的武警，将这些流氓包围了。突击审讯后，警察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血霸和血头，他们便连夜突击，将周边几十里的所有血奴控制起来。第二天刚好是周末，血奴们便被带到县城一所中学的操场里。
雨后的操场上，黑压压一片血奴，我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以卖血为职业。
天亮后，所有的血奴都被带到医院里进行血液检查，看是否感染了ai滋病或者其他血液疾病。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向一名看守的警察说：“我是记者，我想见你们领导。”
警察怀疑地看着我：“记者？哪里的记者？”
我还没有回答，旁边一个血奴油腔滑调地说：“你是记者？那我就是省长了。”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血奴里什么人都有，我曾经听蹬三轮车的老哥说，有些血奴并不是生活所迫才卖血，他们是好吃懒做，自愿卖血的。还有些是逃犯，为了躲避追捕，就卖血。
我没有笑，也笑不出来，我对警察说：“我是xx报的记者，在这里暗访。”
“你的记者证？”
我拿不出来，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记者证，上级只分配了报社有限的记者证，全部被领导和后勤工作的那些有关系的人瓜分了，在一线采访的记者都没有记者证。再说，即使有，我也不可能出来暗访的时候带在身上。
我说：“我真的是记者。”我走出了队伍。
一名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我再次向他说自己是记者，是来暗访的。那位领导很重视，他让身边一个武警带着我先回去。
来到了公安局里，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单位的电话号码、单位领导的名字、单位地址，一名警察拨打了报社的电话，然后让我在旁边一间小房间里等候。
我确定，他们相信了我的话。
午饭过后，报社主任来了，随同的还有报社的司机，他们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泪水盈眶。我也觉得自己像劫后重生一样，泪流满面。
他们拿着报社的证明，把我领走了。
坐在摇摇晃晃的小轿车里，我的眼泪被颠出来了，那是幸福的泪花。我看着窗外，真切地感觉到了这是回城的道路，是回报社的道路，不是回血奴们居住的那座院子。我感到幸福无比。
后来听说，这些血奴们都进行了身体检查，查出了几粒ai滋病，还抓到了一些逃犯。
长发只是外伤，身体没有大碍。那些流氓们都被抓了，还有的被判了刑。
曾经危害一方的血奴群落被彻底铲除了。
多年过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血奴群落，这个群落也不复存在了。
发布日期：2009…8…2814：41：29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会继续写，让大家免于受骗。
发布日期：2009…8…2821：21：06
谢谢各位朋友关注。
前面的都太沉闷了，下面写一个轻松的，酒托群落。
我可能也是最先注意到这一群落的人，那还是在2000年。
现在，酒托泛滥成灾，听说很多男人都被酒托骗过。
我揭露她们的骗人伎俩，给大家，尤其是男网友提个醒。
发布日期：2009…8…2823：08：51
【暗访酒托群体】
回到报社后，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过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能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户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汉，以至于过了很久还会向我提起那个老汉，“不知道他现在活着没有？”父亲说话的时候，满眼都是凄凉的神情。
我一直觉得中国农民是最伟大的，他们吃苦耐劳，沉默寡言，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淳朴最勤劳的人，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的所有，而得到的仅仅是温饱，有时候连温饱都得不到。他们在死亡面前镇定自若，他们看待死亡的那份从容和英勇，又有谁能够比得上？
也是在不久，父亲也知道了自己要面对死亡。那天，我们住在医院旁边一间旅社的小房间里，我犹豫了再犹豫，终于向母亲说出了父亲的病情，说这种名叫癌症的疾病，目前医学上还无法治愈。母亲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爸知道吧。”我现在还能记得，母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了父亲这一切，躺在床上一直忍受着疼痛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说了句：“走！回家！不看病了！”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
这些年来，我一直后悔，当时自己没有钱，没有把父亲留住。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这些年，我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的遗憾。
这一辈子，我要倾尽我的所有，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其实，决定来到南方时，和父亲告别的那一次，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以后所有关于父亲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转述的。
听妹妹说，那天，老家下雨了，雨很大，父亲艰难地爬起身，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在院子里滑了一跤，胳膊被摔断了。父亲爬起身，左手捏着右臂，感觉小臂完全与胳膊脱离，只连着一圈皮肉。妹妹也看到了，她赶忙跑得父亲身边，要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说：“算了，等死的人，断就断了吧，省得再花钱。”他疼得满头大汗，可就是坚持不去医院。
母亲也赶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景，她也没有了主意。妹妹哭着让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心疼钱，他知道只要进了医院，没有几千元就无法走出来。我们家那时候哪里有几千元啊！
妹妹没有办法，就去了村口打我的传呼，那时候我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数字传呼，但是，没有回应。按照时间推算，那时候我应该是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数字传呼放在了报社里，并且关机了。这个数字传呼以后还把我害惨了，让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妹妹找不到我，只好又打弟弟房东的电话，那时候弟弟初中毕业，在县城蹬三轮车，租住在一户人家，那户人家装有电话。那时候，刚好弟弟在家吃晚饭。弟弟听到父亲这种情况，就说：“无论如何都要送到医院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爸看病。”妹妹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