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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粮食上；而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和运用钢铁；那么，在我们正在前进的当今世界上，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产生和运用知识。在这点上，没有什么机构能比大学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有幸呆在大学里的人需要常常很认真地去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正如我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所讲的，大学永恒的传统应该是我们要永远年轻、永远要承诺不断更新自我。这就是全世界大学应该做的。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中国的最高学府中的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谢大家。
问答
问题一：我很认真地听了您的演讲，对于您讲到的该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我听后深受启发。但是，我认为你并没有提到学术研究的目标。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比哈佛大学的小多了，但是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比哈佛大学多。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方面的贡献更多一些。因此，我的问题是，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你怎样指导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对北京大学的校长有何建议？你觉得北大是否应该鼓励教授在一些国际刊物上发表一些与中国政策改革无关的文章，或你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多做一些政策研究，尽管这些政策研究性的论文可能没有机会发表？谢谢。
回答：你所提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我会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也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要有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如果这个思想是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它最终一定会找到其重要的应用。但是，大学被建构出来的方式就是允许其有一定的研究范围。我认为，一个出色的大学一定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思考如何理解经济系统。他们关心的只是纯粹的探索，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建议或政策建议是否能得到发表、是否能得到实施，等等，但是他们尽量争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这一领域的一流学者的尊重，这对一个出色的大学是绝对关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大学里，我们也应该给予比较职业化和可实施性教育一些空间，也应为职业培训学校提供一些管理方面的训练，还应该使职业培训学校与政策制造者一起合作来分析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认为强调纯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领导大学的人不强调纯的学术研究，那么没有人会强调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调纯理论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刚开始演讲的时候举了一些研究的例子，这些研究都是从非常纯的学术研究开始的，然而，它们却有比表面上较实用的工作更有实用价值和影响。
问题二：先生，早上好。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会员、国际政治学院的学生。事实上，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比较严肃；另一个比较有趣。您更喜欢哪个问题？
回答：如果你抓紧时间问，我会两个都回答。
问题三：那好，事实上，去年票房排名在前十的一部电影是“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背景的。在这一部电影中，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被描绘成严肃的、无聊的、丑陋的学生，教员也被描述为严格死板的、难以通融的人。我想问的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当你遇到社会上的这类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你会怎样来保护你的同事和学生的声誉？谢谢。
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否明白你的问题。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拍得确实不错。除了其它一些内容，这部电影里有一些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播放了一段她自己在一个很美丽的游泳池游泳的录像，以此作为她申请哈佛法学院的依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哈佛法学院发生的。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很多哈佛法学院学生住过的公寓楼里住过的人，向你们保证，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一点都不那么死板严肃，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喜欢开心地去玩，而且有时，由于哈佛的学生、哈佛法学院的学生的联欢和庆祝活动使得周六午夜时分同楼的人都难以入睡。
问题四：谢谢你，萨默斯教授。当你提到人们的努力是获取新的知识，这使我想到了追求知识和维护道德之间的冲突。大家也许知道；上个月有一家关于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一个丑闻。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些研究、有关基因的研究，被怀疑侵犯了道德规范，更进一步说是侵犯了当地农民的基本人权。我好奇地想知道，哈佛大学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再发生？或者，你会不会只让公共健康学院自己独立地解决这一问题？在面对类似这样的冲突时，你的责任是什么？谢谢。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事件确实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这是公共健康学院的院长的责任，最终，作为一校之长，我的责任是处理这件事，把所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此类的事不会再发生。而且，我们已经以很严厉的方式修改了公共健康学院涉及到运用人、涉及到与人有关的所有的研究制度，以确保类似的错误再也不会发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让这一点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人类的利益决不应该成为抽象的科学探寻这一概念的牺牲品。我们能够坚决要求一些制度应该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来确保科学家个人不会擅自做出这种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应该受到仔细审查。接下来，当这些制度被认可能够做实验时，我们可以监控这些制度以确保他们事实上是在被密切关注着的。这是一个对什么是大学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我和我们大学的其他领导在这件事引起公众注意时，想尽快做出回应的事。我们可以改变这些制度，这样，如果类似的错误在以后再发生，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问题五：早上好，萨默斯先生。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成员、法学院的学生。今天你可以看出，你受到了我们热情洋溢的接待。如果北大校长去哈佛大学，你认为他会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热情洋溢的接待吗？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正如你刚刚提到的，知识在今天的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关于中国了解的够多吗？或者，他们是否对中国人有种错误和敌对的态度？谢谢。
回答：在美国、在哈佛，我们过分地注意内在的东西。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对内在东西的注重比我们应该注重的多得多。北大的校长应该得到我很幸运地在此得到的同样的热情接待。我们大学的领导一定会给予他这种热情接待，但是，我无法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礼遇。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这样的礼遇，这只能是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给予他们的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北大的问题。我们越来越多地鼓励我们的学生多研究一些国际事务，特别是多研究中国和亚洲。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猜，如果我让在座的各位举手看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听说过他，或者乔治？华盛顿，请大家举手。
如果在哈佛作类似的事，问他们是否曾经听说过孙中山，除了那些选过每一年越来越多的教员开设的一些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课的人以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孙中山，当提到全球化时，这是在未来我们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我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人对于世界其它人民和国家想得太少、太缺乏同情心。
问题六：非常感谢您给了男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从1924年以来，普利兹新闻奖已经有41次颁发给了哈佛前任或现任教员。哈佛大学有没有什么特殊机制来鼓励和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另外，如果有一些学术腐败，比如剽窃，发生在哈佛大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