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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阿巴尔金就曾在会上发言提出这个问题。但戈尔巴乔夫立即
对他进行批评，认为他的发言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的味道，对我们
决定进行改革的上层建筑根本不够重视。
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由政治体制改革的
重要性进而说到党，对党本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党本
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联系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党一开
始就固有的和列宁及其战友通过多年努力逐渐培养起来的许多民
主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丧失了”。“作为苏共的建设和活动的基础
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一定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僚主义的中央
集权制所取代。
“”随着行政命令体制的确立，党内的同志关系气
氛就逐渐让位于以命令与执行、党员分为首长和下属、违反党员平
等原则为基础的关系。
”
所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推进党本身的改革。为
此，这次会议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这个方面，会议在改革思路上
有两个明显的突破：一是党政分开，二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关于第
一个问题，苏共认为，分开不是简单的分权，而是党把不属于它的
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据此苏共在这
次会议上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的口号。关于第二个问题，苏
共进一步对传统的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发起攻击。会议特别
强调要放弃过去候选人由书记提名的老办法，强调“各级选举要
民主：保证候选人经过广泛讨论，保证实行竞争，其结果是保证真
正忠于事业、有才华、受尊敬、享有崇高威望、有能力执行改革政策
的人当选”。这是继在党内放弃任命制以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放弃任命制的进一步尝试，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党建模式和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年第
页。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期，第
第 232 页
党的领导方式的根基。
把党的权力归还给苏维埃后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苏维埃由于
过去行使权力不够，因而在能力方面显得比较薄弱。为解决这一
问题，戈尔巴乔夫建议由党组织领导人兼任苏维埃领导人。“在
当前条件下，提出了提高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的任务，
有些同志因此认为，考虑到新的任务，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
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最现实的途
径是，一般推荐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担任苏维埃的主席。由他
们来领导苏维埃及其主席团，将能最积极地促进人民代表机关的
各方面活动的改进。
“”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当选为苏维埃主席，那
么这将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
监督，在管理活动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条件下，将能更明确地划
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
”当然，他强调
“，这一切必须在严格遵
守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他认为，推荐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苏维
埃主席，就把他们置于劳动者的更加有效的监督之下，因为苏维埃
主席将在苏维埃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这意味
着，共产党员交给党组织领导人的委托书，每一次都要受到苏维埃
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的检查和认可”
。
根据改变党的职能的要求，苏共变更了自己的组织机构。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完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七月全会。会议作
出《关于党的机构改革基本方针的决议》，决定改组苏共中央机关
和地方机关。关于苏共中央机关，决议规定不再按生产部门原则
建立苏共中央机关，而是在苏共中央设立研究内外政策基本问题
的委员会。据此，苏共中央撤销了与政府机关重叠的
个经济职
能部，将原有的
个部精简为
个部，同时增设了党的建设和干
《戈尔巴乔夫一叶利钦政治对抗
天》，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233 页
部政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社会经济政策问题、农业政策问题、国
际政策问题、法律政策问题
月中旬以后各地
方机关也进行改革，仿效苏共中央的模式，但规模上略小：加盟共
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设
个常设委员会。
个常设委员会，州委下属的市
（区）机关，仅设组织部、意识形态部和总务部。上述改组后，到
年
，加盟共
月，中央一级机关减少一半，工作人员减少
委级机关减少
，市（区）委机关减
和国中央机关减少
。调整后的机关不再直接决策社会事务，而集中处理党
务。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往往被
看做苏共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怎样评价这次代表会议，学者
们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习惯于把后来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苏共第十九
次代表会议确立的一些重要思想上，例如对传统模式的否定、党政
分开、削减党的机构等。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这次代表会议
提出的观点中，有不少内容还是正确的。例如：代表会议确认，苏
共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其主要职能是“保证对国家发展
的极其重要问题的理论研究，研制改革的思想，并通过此，通过在
群众中的组织工作，鼓舞和激励他们，为我们整个多民族社会的向
前发展指出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党实行干部政策，通过改造后
的政治体制的民主机制合理配置干部”；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
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自己的政治方
针
”；党的机关“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
直接指示的决定”
“；所有党组织都应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
律范围内活动”；等等。如果不考虑党别因素，不难发现，这些提
法和我们党现在推进改革的许多观点有相似之处。
但是，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又确实是苏共由盛而衰的转折
点。这个转折从何而来？我认为，问题主要不在于其间提出的个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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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观点，而在于改革的思路和步骤。这次会议的根本失误有两条。
首先，这次会议错误地转移了改革的重点，把政治体制改革放
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使改革背后埋下了衰退的危机，使改革失去
了成功的基础。简单地断定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超前还是应当滞后
都是不对的。正确的看法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
要配套进行。所谓配套，就是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
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反作用）的原理，根据经
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改革以不影响
经济的发展为前提。
其次，这次会议的失误是，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地全面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自身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彻
底改变了过去
年一直奉行的传统党建模式，同时也带来了许多
问题。从理论上看“，根本革新”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成熟，不但与
传统的理论和观念相矛盾，而且自身也存在不少矛盾，显示出新旧
体制在更替过程中的猛烈撞击。例如坚持党的领导作用与党政完
全分离的矛盾，党内民主化与派别产生的现实性的矛盾，对党的历
史的否定与今天需要党站在改革前列的矛盾等，都未在理论上得
到解决。从实践来看，苏共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发挥作
用的传统方式方法，同时又未能使广大党员和党组织掌握新的活
动方式，这就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后一阶段苏共朝衰落的方向发展。
有步骤的改革
尼克松从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立场，描绘了戈尔巴乔夫，同时也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将会遇到的困境
“：为了取得进步，他必须
允许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允许更多的自由却威胁着他的权
力。过度集中是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但是，下放经济决策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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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引起要求政治权力下放的风险。而政治权力下放将意味着共产
主义制度的解体。
”如果不把这种议论当做是诅咒，而是从有益
的方面去理解的话，那么的确可以说，政治方面的改革是难度最
大、失败可能性也最大，同时又早晚要进行的改革。对于这样一个
改革，除了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而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正确
的步骤。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