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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木材和造纸部，石油部和水产部
。
这一系列的调整，都围绕党的机关对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
直接控制这个主线进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党包揽国家和社
会一切事务的完整的体系。
“万能
”的党政机关
要想知道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包揽究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
程度，这可以通过无数俯拾即是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农民种地。在斯大林体制下，农民种什么，什么时候种，
怎样种，什么时候收割等，都不是由农民自己、而是由党的机关和
国家行政机关来决定的。国家通过法令的形式向集体农庄庄员颁
①［英］伦纳德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第 105 页
布的首要纪律，就是完成产量定额指标并把规定的数额上缴国家；
只有在这前提下，才可以将种子及其他产品供给农庄庄员。这样
做的目的是防止种子被吃掉。赫鲁晓夫几次建议应允许农民在把
粮食上缴国家之前留下种子，均被斯大林否决。农民根本不知道
国家拨给的种子的特性，对种地也就失去了积极性
。
为了提高收成，乌克兰农民采用浅耕的方法耕田。浅耕的理
论是由一位教授在萨拉托夫研究发展出来的。但浅耕操作曾被宣
布为“违法”，实行这种耕作方法的人居然会被付之审讯，在有些
情况下甚至被判处死刑。那位发明浅耕的教授本人就是因为其主
张而受到了惩处，并被关进了监狱
。
世纪
年代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曾有一场关于春小麦
和冬小麦问题的争论。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斯大林的过细干
预。在乌拉尔地区，种植春小麦能够获得较好的收成。鉴于此，斯
大林决定在全苏推广春小麦。但是，春小麦对于乌克兰这种气候
和土壤条件的地方并不适宜。然而，当赫鲁晓夫对此表示疑义时，
斯大林粗暴地要求他作为决议来执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赫鲁
晓夫也因此惹怒了斯大林，而且差一点遭遇厄运。后来，尽管推广
春小麦明显没有取得成效，却没有人再敢提出反对。只是由于赫
鲁晓夫在战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被斯大林接受时，才由斯大林
亲自宣布，不再强迫乌克兰种植春小麦。
又如文化、教育、艺术、科技。和对工业、农业的干预相比，党
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进行琐碎干预，更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撇开那些被认为事关重大政治方向的思想理论讨伐（如哲学
上反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文学上对“拉普”的批判等）不说，这种
干预甚至深入到一篇文章、一出戏。例如，年第
期《无产阶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06 页
级革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学术文章。该文在充分肯定列宁同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错误斗争的功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列宁在战
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有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就是这样
一个完全属于枝节性的学术问题，居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斯
大林亲自著文，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对
该杂志允许该文发表提出“坚决抗议”，并用“反党”
“、托洛茨基主
义的私贩”
“、伪造者”
“、腐朽的自由主义”等大帽子，上纲上线，对
文章的作者进行批判，还采用行政手段，对编辑部进行改组，对作
者及与作者有关的学者给予审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解职等处
罚。
对歌剧《伟大友谊》的处理也很典型。这是一部从内容上说
平淡无奇的歌剧，和其他歌功颂德的剧作并无二致。但该剧在音
乐方面作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探索。不知什么原因，这种探索触怒
了斯大林。为了这么一部歌剧，年居然由苏共中央作出《关
于穆拉得里的
伟大友谊〉歌剧》的决议，谴责这部剧在音乐和结
构等方面的问题。该剧的探索被断定有“形式主义偏向
”，一大批
著名作曲家受到点名批评。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涉及面从社会科学延伸到自然科学的广
泛领域。影响较大的如生物学方面的争论。苏共中央直接充当这
场纯学术争论的裁判者，荒谬地判定李森科一方正确，代表无产阶
级；另一方错误，代表资产阶级。大量的新学科，如遗传学、共振
论、心理学等，都被宣布为伪科学，大批科学家随即受到迫害。
有时斯大林过问的事情之细令人不可思议。从某些方面看，
他更像一个勤政的沙皇。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谈到斯大林曾亲自
下命令建造现代化的收费厕所的事情，还是当做“工人阶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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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反对在莫斯科开设无轨电车，理
由是他认为，无轨电车通过中央电报大楼门前的斜坡时肯定会翻
车。当好不容易试车成功后，斯大林勉强同意了，但设双层电车的
设想，在斯大林那里则无论如何也通不过了
的优秀品德来描述的
。
党对国家、社会甚至私人生活的全面干预，使党成为矛盾的焦
点。这无助于党的威信的提高，反而会导致对党的信任感的下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党无法保证不犯错误，不出现失误。如果说，
在斯大林高度封闭的体制下，这种错误和失误还能被精心掩盖的
话，那么，只要这个密闭系统稍微松懈，弊端就会奔泻而出，就像后
来真的出现的那样。
错误的暴力导向
失去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往往恶性膨胀，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
真理。斯大林政治模式最大的败笔，就在于以“党的领导
”名义进
行的专政，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命令制加恐怖的实施体系。党
和人民实现目标的工具异化了，反过来成为压迫人民的力量。而
苏共被逐出历史舞台，极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原
谅它的这一恶行，不愿再回到这种体制中去。
国家机器的异化，突出体现在斯大林培植的国家安全机构逐
渐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甚至党的机关也不能除外。赫鲁
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所在的莫斯科党代会就有这种情况。
“提名为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委员的所有候选人都必须由内务人民
委员部审查和‘批准’。中央委员会也好，就整个党来说也好，都
不能再提拔自己的成员。在评价任何党员的工作，决定其是否能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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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任党的高级职务等方面，都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话说了算。
我们已习惯于这样一种信念，以为上述做法有助于地方党组织揭
露钻入党内的敌人。年夏，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特别
决定，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以逮捕中央委员的临时权力。而在以
前，逮捕一个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必须经中央委员会的批
准。
至于国家机器的异化所达到的程度，反对苏联制度的西方敌
对势力显然经常大加渲染和夸大事实，不可轻信。但是，对有些特
殊人物的看法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例如，美国人约瑟夫
戴
维斯这样描写道：“这里的恐怖统治令人胆颤心惊。全国上下都
笼罩在这种氛围之中。秘密警察（往往于凌晨
点至
点）的夜
袭，使每个家庭都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一个人被带走以后，几个
月没有消息，再后来便销声匿迹了。
“”在餐馆服务中心，每天都能
看到，人们面带惧色，交头接耳，谈论着新的被捕者，新的判刑者，
朋友间彼此牵挂。由此可见目前人们的心理以及恐怖统治的程
，
度。
戴维斯何许人也？此人
年代出任美国驻苏大使，回国后
写了《出使莫斯科》一书。书中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表示了极
大的好感，不但认为苏联对反对派的审判公正、可信，而且相信布
哈林确实卷入了谋杀斯大林的阴谋活动，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是德国的间谍。苏联外长李特维诺夫称他的书“向读者呈现的是
准确无误、实事求是的历史纪实
”。这个评语，用到他对恐怖气氛
的描写上，肯定是非常准确的。
在斯大林执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反对“人民的敌人”的运动
实际上接连不断：继工程师一破坏者“案件（
”“工业党”审判案）
①《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