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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不道。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理论创新必须排除右的和“左”的
干扰，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的教导
“：警惕右，主要防‘左’。
”
许明同志是一位勇于
考和创新的青年学者。我们原本不认
识。几年前，在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倾听了他的发言。他对共产主
义价值理想的真诚追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写
作或主编丛书，我都非常乐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曾为他写
了一首诗：
男儿不言愁，
忧民情未休；
但求报国事，
布衣亦风流。
现在，他主编的“世纪之光”丛书即将出版，约我写序，我有权
利拒绝吗？抚今追昔，写了如上一些话，是为序。
时间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我坚信播下真理的种子，总是
要发芽、开花、结果的。
刘吉
年
月
日于和平里五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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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如果说，政党是政治的一个谜，那么，苏共就是政党的一个谜，
是谜中之谜。苏共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和政党发展史上占有的地
位，都是别的政党所无法相比的：它作为第一个共产党执政，被赋
予了重大的象征意义，被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自此开辟了新的纪元；
它的垮台，同样被赋予重大的象征意义，被一些人看做是
世纪
开始的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正是这种地位，才使得大量通过研
究苏共得出的结论，意义都远远超出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本身。这
就是为什么尽管它已失去执政地位若干年，人们研究这个党的兴
趣仍然不减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研究苏共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历史造
成了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特殊联系，也就造成了苏共的理论与实践
对于中共的特殊影响，造成了研究这种失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特
殊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党理应从苏共的教训中得到
更大的收获。
苏共是一面镜子
对素无民主传统的中国来说，政党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舶来品。
从把这个舶来品移植到我国的最初尝试到现在，我国的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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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历史。翻开这段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政
党会像苏共那样，对我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
论从我们党的主观愿望看，还是从共产国际的要求看，在党的组织
原则、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对党员的要求等方面，苏共都是我们党
效法的惟一模式。对这个问题，当时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事实
上苏共也不允许任何别的党创造有别于苏共的党的建设模式，不
允许对苏共模式提出任何形式的质疑。
世纪
已有
年代，我们党逐渐成熟起来。但革命武装斗争的
环境，使苏共模式看来很适合我们的国情，因而我们党对苏共的学
习也就更加自觉。如一位老同志所言：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是
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后简称《教程》）中懂得马克思主
义的。这本《教程》早在延安时代就被列为我们党的“干部必读”。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学到的是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值
得称道的是，我们提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且在
这一阶段确实结合得很好，在这种结合中，西欧的和俄国化了的马
克思主义变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世纪
年代，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党开始领导社会主义
建设。经验告诉我们，独立自主，不照搬照抄别人的模式，才能找
到符合本国国情党情的新路。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
有的事业。在这样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
有任何把握。惟一有强大影响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是苏联和苏共的
经验。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再度把学习《教程》作为必
修课，掀起了向“老大哥
”学习的高潮。书中的第十章“布尔什维
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第十一章“布尔什维克
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第十二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
会主义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加上结束语，被指定为干部学
习社会主义的基本教材。不能说我们要刻意照搬苏联的经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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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由于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我们党主观上想摆脱苏联模
式的愿望日益强烈。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回过头来看，那
时的探索，在许多方面都仍然没有能够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世纪
年代，我们党和苏共之间爆发了大论战。论战的
根源，实际上是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这场论战导致了两个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决裂。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场矛盾和
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党的抗争有完全正当的理由。而且更重要的
是，这里面还包含了我们党想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道路的愿望。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采用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不但没有扬弃苏
联模式和苏共模式，反而否定了赫鲁晓夫修正这个模式的企图，成
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捍卫者。我们同苏共的决裂，非但没有导致
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倒毋宁说是赫鲁晓夫要修补这个模式，而我们
站在不容忍这种修补的立场上来反对苏共和赫鲁晓夫。这样，在
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道路的选择面前，我们失去了
放弃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的良机，还把这个模式的内容变成了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绝对真理，从而使之更僵化、教条化了。我
们从“左”的方面批判了赫鲁晓夫，这种批判的反作用力把我们推
到了比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更“左”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未能走出一条完
全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为什么到了
世纪
年代，苏共、我们党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改革的旗帜。
同样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党和苏共在执政和改革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都惊人地相似，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
观点、认识、看法和主张，也有大量的相似之处。
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使得如何评价苏共的历史，特别是如何
评价这个党改革的失败，对我们党今后改革的走向具有十分重大
的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苏共，实际上也就是在分析我
们自己。分析苏共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常常决定着我们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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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向的正确与否。
比如说，对“和平演变
”因素的分析。苏联发生剧变，苏共丧
失执政地位，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无疑起了非同小可的作
用。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党应当把反对“和平演变
”作为
自己的重要任务，甚至是作为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等量齐观的重
要任务来对待？提出这种观点自有它的道理，但这样的观点并不
正确，往往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和平演变
”的因素无论怎
样重要，都不过是一个外因。外因不通过内因是无法起作用的。
况且，人类生存在一个地球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本来就无法避免
相互影响。如果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使资本主义
制度发生了很多适应性的变化，却避免了它的灭亡，而号称比资本
主义制度优越得多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垮掉
了，那恰恰说明，这个社会主义模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连资本主
义的影响和演变都经受不住。希望别人放弃演变，如同希望资本
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放弃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是不现实的。把重点
放在如何更快地发展自己上，而不是放在怎样抵制别人演变上，才
是顶住演变的可靠途径。否则，演变仍然或早或迟会发生。
又比如说，对领袖个人因素的分析。讨论党的垮台，不能不讨
论领导这个党的领袖所起的作用和担负的责任。对于领袖处于非
常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一点。那么，
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共产党内，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党内出
现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么可以断
言“，文化大革命”中“警惕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观点仍
然是正确的，在党内大搞阶级斗争的做法是正确的。归根结底，这
是一个坚持用唯物史观，还是用唯心史观来看待有影响的历史人
物的问题。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会因为领袖人物的错误而遭受曲
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