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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续高烧十几天。当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有些迷糊。医生说幸好来得还算早。再晚几天,“金黄色葡萄球菌”找到住处安营扎寨,可就麻烦了。
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患了同样的败血症,因为到医院太晚,已经死去。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大夫也是手指头划破被感染,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而我今天,凑巧来得及时,并且医学界已发明了特效药。医生们把那极贵极贵的针药一天几次缓缓推进我的血管,昏昏沉沉中我看到无数的小小圆东西与那金黄色葡萄球菌展开大战,并在我的身体里惊天动地地呼喊:“冲啊——杀呀——啊啊啊啊——”
它们还拿着各式各样的小棍,可能是它们的武器。
我感到小小圆东西的大军节节胜利,灿烂的金黄色一片片退去。睁开眼睛我对医生说:“哦,用些小小的圆东西打赢了。”
可是,我的心脏有了损伤。我患了病毒性心肌炎,需要至少三个月最好半年卧床休息。我从长沙医学院转到蛇口医院,又从蛇口医院转到北京海军总院高干病房。
这时候我的身体里小小圆东西已经太多。小小圆东西们忠于职守,见到细菌就杀,不仅一个不留地杀死了敌人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把我身体的友人——那些帮助消化等等的好细菌也杀了个丢盔卸甲。
我的身体没有了同盟军,基本上成了一个“无菌体”。我成天拉肚子,不能吃任何东西,再不就患感冒,吃什么药都止不住。我以为我得了“爱滋病”。
通过一个朋友悄悄打长途电话给湖南医学院的主任医生,告诉他我的担心。他哑然一笑,隐晦地说,他们在确定病源的时候已培养过许多病毒,他们得出的诊断就是败血症。
在海军医院,许多朋友、记者闻讯来看望我,占据了大量的卧床休息时间。每天还打电话与姜文谈论剧本,或是从医院偷跑回去高谈阔论一番。
在我重病期间,姜文选定了他要拍的东西,这就是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在开始写剧本的同时,我们确定了影片的名字《阳光灿烂的日子》。
随着我身体的康复,剧本一天天成熟。在我出院的时候剧本已告尾声。姜文主张编剧署上我的名字,被我一口拒绝我说是谁写的就是谁的,我从不贪天之功为己有。
姜文说,女主人公虽然是照你的模子写的,可你恐怕演不了。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为你的成功,又不是我自己要演戏。
出院以后,我立即寻找影片的投资人。
影片需要一百万美金。这在中国电影的制作中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第一次作导演的姜文的影片来说。
而且,没有人相信姜文能导戏。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可是我有。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那时候。我作房地产生意轰轰烈烈。为此自己还悄悄创办了一家“刘晓庆实业发展总公司”。我任命妹夫靖军担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我从来喜欢做新的事。姜文我如同站在海洋中的冰块上,虽然履着薄冰,却总能从这块冰跳到那块冰,一直屹立不倒,是一个真正的“不倒翁”。
我确实对房地产兴趣浓厚。一位台湾朋友非要给我算八卦,说我有“房宅功”。虽然我信这些,但我真是与房宅有缘,我由于房宅受尽苦难,又由于房宅发家致富,至今我仍然相信蛇口那幢房屋是我的风水宝地。
买它时我一贫如洗几次濒临破产,可自从有了它后我开始赚钱,并且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尽管我后来在法国、香港、上海、烟台、深圳、北京等诸多地方都有了房子,也做过数次的房产买卖,我从来舍不得卖那幢蛇口的别墅。
尽管它已从一百十五万港币升值到三百万港币以上,我仍然要留作自己用。我曾租给别的公司与个人,听说在居住期间那些公司与个人都财运亨通。
我也曾试着炒地皮,也炒出了不少名堂来。
我从抓住拍片的时机已转换成敏捷准确地搜寻并且绝不漏过做房地产的好时机。
与人谈话,谈不了几句便谈起房地产生意来。
可是我悄悄做。大明星做生意让人知道了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我保持绝密。
连姜文都一直被蒙在鼓里。他沉浸在创作的激奋中,对其他事不闻不问,我也不说。说了他也搞不懂。他从来对数目字弄不清楚,一过了二十就开始犯晕。
而现在,与我的拍档或是谈生意的对手说不上几句话我便大谈特谈姜文的电影。当然,不大光明的是,经常都是以我主演作为投资的诱饵。
因为《风华绝代》拍完后已被台湾新闻局禁演,不能在台湾放映当然更不能在大陆放映,为此我愤怒得几次拒绝去台湾访问。自几年前《大太监李莲英》后,我没有在银幕上露过面。
而《大太监李莲英》电影院放映得很少,没有多少人看到。
可以说,自我去法国以后,观众没有看到过我的任何电影,甚至是电视。而热爱我喜爱我的观众盼望着我的再度出山。
可是我的兴趣已大幅度转移。我觉得拍戏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电影是一门残酷的事业。严格地说,电影演员只能算是一种生涯。我的心早已伤透。
一个人没有必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反复证明一件已经被事实证明成功的事情。我喜欢体验不同的人生。
可是,要为姜文的第一部影片拉投资,必须用自己作先导。
毕竟再度出山有大的胡引力,并且人们对我主演的影片有相当的信任。
我的谈判失败过几次,后来还是获得了成功。
我的一位西南的拍档愿意投资一半。边正合我们的意。我们本来打算就是大陆出资一半,海外出资一半。
龙飞凤舞签好合同并且收了定金。星夜兼程我前往香港。
在香港我销声匿迹,只有一件事,就是寻求影片的投资者、合作者。
长长的时间里没干过这种事,我乍一下摸不着火门。坐在饭店里想了好久好久,翻开电话本找到一个号码,打给一个朋友文隽。
文隽准确地说是姜文的朋友。我是通过姜文才认识他的。他作为一个制片人的曾邀请姜文与万梓良拍过一部电影,我相信他对姜文的才华至少是略有所知。
电话里我与文隽约会说想见见他。他问什么事,我说电话里说不清楚,能不能见面再谈?
文隽客客气气地马上说好好好我立刻过来。我说现在晚了,还有些别的事,我们明天上午在××地方见面好吧?
第二天,我在××地方拍照片,约定时间一到,文隽便风尘仆仆赶到。十八只手在头上、脸上扑腾,为我化装吹头发,摄影师在另一边找角度打灯光,文隽则气喘吁吁坐在我的对面。
他个子矮矮胖胖,浑身上下是一个圆圈。他眼睛圆圆,鼻子圆圆,嘴巴圆圆,姜文说,他活脱脱是一个“吉祥物”别看文隽其貌不扬,他可是香港电影圈的一个人物,他是著名作家,出了不知道多少本书,同时又写剧本又作制片,还当导演,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越过那些飞舞的梳子、剪刀、吹风机以及从各个方向伸到我脸上脖子上的手及粉扑,我把姜文要导戏,导的什么戏,什么内容,什么题材,大略说了一遍。我告诉他已有了国内的资金,请他帮忙找另一半海外的资金。
他频频点头。然后问:“要多少钱?”
我说:“五十万美金。”
文隽说:“我来投资。”我笑了,问他:“你相不相信姜文会拍出一部最好的影片?”
文隽说:“当然相信。”
以后的事实证明文隽确实对姜文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坚信姜文有导演才华的人。当然除了我以外。
我们双方约定到北京再详谈这件事。
一个星期以后,文隽和姜文还有我,签订了拍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合约书。
我的签名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多种用途。过去只单纯是为影迷签名,后来出了磁带又为歌迷签名,再后来写书又为读者签名,买楼花炒楼在文件上签名,接着又在支票上签名,今天又在各式各样的合同上签名,真是“大笔一挥,钞票乱飞”。
文隽也付了摄制组的开办费定金。不久,姜文去香港访问,又拉了台湾协和电影制作公司作为同盟。大局已定,摄制组正式成立。过了不大一阵,影片正式开拍了。
商海无情
大功告成,我又埋头于自己的企业。我的公司已几个人的小小团体变成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集团,我的业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