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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说点别的说点别的。话锋一转，议论起了香港越来越热的房地产行情。
原以为临近“九七”香港的房价会大跌，大家说跌什么涨得不得了。朋友说她买的房子在尖沙嘴，买的时候是七百港币一英尺，后来涨到一千多港币一英尺，现在，哼，都三千多港币一英尺了。有人说，那你就把它卖了吧。朋友说，那舍不得。
明姐说，舍不得什么？当初不是我劝你买还不买呢。
张先生说，要是自己住就别卖，我看香港房子还会升值。
王老板讲，要赚钱最好买楼花，一手买一手卖，钱来得快得很。我太太最近买楼炒楼赚了不少钱哩。
“我有楼花！”我赶紧喊。
大家都转头看我，哄的一声笑了。大概是想不到我一个大陆人还会在香港有楼花吧。
我马上详细汇报。在什么区，什么地点，楼叫什么名字，人伙日期是什么时候，我买了多少，以及我买它用了多少钱。一口气说完，我瞪大眼睛看着他们。
突然大家一起说，你现在不得了了，你发财了。
我说怎么发财？你们说给我听。
全体都来了精神。大家一起算帐，算来算去数字现在已相当可观。假如再过几个月……假如再过半年，最好一次抛出去，那你就真的不得了，是个富婆了。
我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奔跑。
我说等不了半年一年了，我现在就要卖。最好明天就卖。我已经来不及了，何况还得掏一笔钱供楼。我供不起楼。
朋友们开玩笑说，那你就卖给我们好了。
我说好啊。我这就卖给你。
集体大笑说，你卖多少钱？我问现在行情是多少钱？不是现民是楼花？
七嘴八舌说，楼花嘛可能是两千港币一英尺，有人说大概是两千五百港币一英尺，也有人说，不对，是两千三百港币一英尺……
我说一千五百港币一英尺，我卖给你们。
所有的人一起说，你当真？
我点了点头，慎重地说：当真。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
所有的人都欢天喜地。包括我在内。
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金娃娃，喜不自胜我掰着手指头加上脚趾头盘算着当我赚到钱后这些钱马上要发挥的作用。
A，还银行的贷款仅，B，还朋友买蛇口那幢别墅的钱；C，买衣服影碟还有录像机摄像机镭射机；D，付一笔钱给陈国军早日离婚；E，还得留相当部分的钱给晓红；F，剩下的全交给妈妈；G，我要好好安葬外婆。
我仿佛看到父母与我吃穿不愁全家团圆的笑脸……
打住。别再想下去。千万别是“黄粱一梦”。
第二天，我们全体去了律师楼。
朋友们龙飞凤舞，一张张支票向我飞过来。
我快晕倒了。
勉强站稳脚跟，在一张张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国内为无数影迷写过无数次的“刘晓庆”三个字，现在变成了印钞机。怎么也想不到我的签名会在这里派上用场。
我的眼前钞票乱飞。此情此景我的感受怎么与第一次去邯郸“走穴”时一模一样？
只不过邯郸“走穴”每场是人民币一百五十元。现在的数字实在是今非昔比。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今儿个鸟枪换炮喽！
手拿着一大叠支票我立即冲进了最邻近的一家银行。
开帐户，签名，出示护照，放进支票，领出支票本。
紧接着办转帐手续，再签出一张张新的支票。
我还了银行的贷款。也还了朋友的钱。
我现在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一个人。我的腰板一下子挺直了。水是清灵灵的水，天是蓝湛湛的天。
唉呀，香港！香港怎么这么可爱啊！
心旷神怡，按约定我见到了罗小鹏和他的夫人。
与眉飞色舞的我正好相反，罗小鹏忧心仲忡。
“华视”要求我人台的申请又一次被台湾新闻局拒绝，事情形成了僵局。
罗小鹏设计了好几个方案我都说不好不行。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
我真心实意夸《风华绝代》的剧本写得好，我看过前五集已兴奋莫名。
罗小鹏说这个剧本“华视”还不满意又换了新的编剧，我说那肯定更精彩，这部戏拍不成真是太可惜。
我们互相叹息了一阵也没有弄出什么高招来。此次会谈只好不果而终。
我的签证只能在香港停留七天。罗小鹏说只有请我先由巴黎等候他的消息。
腰缠万贯精神抖擞，我大步流星跨出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摇身一变，我成了小财主回到了法国。
在我变成小财主的前后脚时间，我又成了新闻人物。
我又处在漩涡的中心
我暂时去不了台湾的消息遍布了全世界华人报纸的重要版面。台湾的舆论简直翻了天。以柯俊雄为首的台湾演员工会也在这巨大的浪潮中奋起，强烈反对以我为先锋的大陆演员进人台湾市场，他们呼吁要保护台湾演员的合法权益。
我又处在漩涡的中心。我成了统战与反统战的焦点。我的艺术创作第一次同政治如此息息相关。
在这错综复杂的状况面前我只能安之若素。我保持我平和的心境，照样去卢浮宫，照样去电影院，照样在巴黎的咖啡店悠闲自得地观赏来去匆匆的行人，照样去十三区中国城购物，精心制作我的中国菜。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小鹏仍然没有消息。
催他没有用。所以我不催。每天与香港联络把自己淹没进了炒楼花当中。今天买进，明天抛出。抛出后又更多买进。
随着香港楼价有下降的迹象出现，我的速度也愈加缓慢，最后终于停止，洗手不干了。刚赚到钱时的惊喜已经过去，我的心里仍然空荡荡的。
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我需要的东西不是钱可以买来的。心里又逐渐涌起不平静不安宁的潮流。思乡的情绪不断地扩散，扩散，笼罩我的全身。
在国内的一切愤爆，烦躁，怨气，怒火，全部逝去，什么四川记者，什么税的官司，什么离婚……对我来说都仿佛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事。
就连青岛税务局的那位张处长，那位手抖了半天也没有把烟点着的张处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亲切。
我想念中国的一切。
法国的什么东西我都看不顺眼：法国人头发太黄，像一堆堆枯草，鼻子太高，像一只只老鹰，服装黑色居多，一点儿都不五彩斑斓，还有，他们太喜欢说话，太罗嗦。
我嫌巴黎的街道干净过分，不像中国的城市虽然时不时有些垃圾看起来脏脏的反而显得温暖自然；我讨厌这里人口太少，不像中国熙熙攘攘是一个多口之家，人情味浓郁；我甚至恨没有人找我收税，不把我当成自己人，也不把我作为是有能力的人看待；还有，法国太文雅太安静太人工太做作太“丫挺”，太……连空气都不像中国。
……连空气都不像我魂牵梦萦的中国那样觉得亲切。舒服，有一股熟悉的自己家里的味道。
终于我不耐烦了。
我对台湾当局磨磨蹭蹭的做法起了反感。
我不喜欢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笼罩着如此浓厚的政治色彩。
台湾当局对我入台拍戏如临大敌的态度使我很不舒服。
我对法国的一切兴趣尽失。
我想回中国。我要回中国。我决定回中国。
我发了传真给“华视”。大意是说谢谢他们的盛情邀请及楔而不舍的努力，我表示既然不能去台湾拍戏，那我就不拍《风华绝代》了，好在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另外，我告诉了他们回北京的日程。
我的传真在“华视”当然是炸了锅。在开了几次重大的会议之后，“华视”做出了决定：迁就刘晓庆，全队人马拉到北京去拍。
可是，我还有一件非处理不可的事。不了断这件事我仍然不能回国。这就是我的婚姻。
我连续不断地打电话给北京的律师，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会回国。我请求他们尽快与高级人民法院联络，越快越好地解决我的离婚案。我明确表示可以多付钱给陈国军，只要能换回我的自由。
台湾“华视”方面已组织好了拍摄班子，将在我回去之前抵达北京。他们要作一些前期准备。
假如陈国军再重蹈覆辙，台湾的新闻将不堪设想。
我等待着北京的答复有如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律师们为我鸣不平。他们认为凭什么要付钱给对方？越是要钱越是不能给他。好说好散还差不多。
对方也寸步不让。
一天、二天、十几天、二十几天……毫无进展。
“华视”的《风华绝代》摄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