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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是“绣花枕头一包 草”，“漂亮的脸蛋又不能长大米”。就像《红楼梦》里的焦大，没有人爱上我这个林妹妹。
当我干不出队里派给我的活苦不堪言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假如有一位农民，当然是男的，他每天来帮我锄草替我施肥，我一定会嫁给他。可是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幸好他没有出现，不然我的历史就会改写了。
我时常感叹命运的神奇。人生真是变幻莫测，此一时彼一时。
前次我去北海，在北海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盛大欢迎晚宴上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开始我没有回头。成名之后处处都有影迷叫我的名宇，对此我已司空见惯，何况在北海并没有熟人。那声音连续叫了几声，我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没有发现认识的面孔，于是又置之不理。有人走到我的面前，一个声音在说：“刘晓庆，我是谢婆。”
谢婆！是我在音乐学院附中一位同班同学的外号。我猛然抬头看到一张陌生的脸，那张脸上写满了沧桑。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我记得在学校他学二胡专业，鬈发，长睫毛也鬈鬈的，虽然是男生却漂亮可爱得像个女孩子，他姓谢，于是我们给他取了“谢婆”的外号。毕业后他分配到四川阿坝州藏族自治区文工团，听说娶了一位藏族姑娘作妻子。可现在他已面目全非，看上去可以当我的大叔。
“认不出我了吧？”他说。
我一边请他坐下，一边不得已地承认着。
在聊天当中我得知他和他的藏族太太有了两个孩子，由于老婆的原因他一直在阿坝。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不离婚？”片刻之后我问。
“她人很好，我们很和睦。”接着他邀请我去四川某单位参加一个活动，我告诉他我从不随便参加任何活动。他说如果我能去，那个单位的领导可以将他全家调到成都，并请求我答应他的要求，一股东西突然堵塞了我的咽喉，我赶紧点头答应了他。
深圳有个豆花庄，老板是我的四川老乡，与我相熟。早先她在北京开饭庄，后来去了深圳发展，每次去深圳我都去她那里吃饭。一次我们吃得高兴，听到在旁边表演的唢呐独奏吹得不错，吩咐我的秘书给他小费一百元。秘书把钱给了他，他站起来大声说：“刘小姐，谢谢。”老板赶紧介绍说他也是来自四川，是音乐学院我们大学本科的同学。我马上抬眼仔细一看，模糊记忆中有些轮廓：在学校他是高年级的学生，成绩又好，一直是我们小班同学崇拜的偶像。过去在学校我仰望着他，没想到十几年以后，我们已是天壤之别。
最使我震动的，是我的同学们那安于现状的表情。也许对他们来说，能够从四川出来，到深圳或是北海工作已是鹤立鸡群，很不得了的事情了。
假如我当初与一个农民结婚，假如我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肯定我还远不如他们。幸运的是当初没有农民愿意娶我也就没有人追求我，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我，我已调离农场了。
一九六九年底，我费尽心机参了军。虽然是一九六九年底入伍，算的是一九七○年的兵。参军的第二天便野营拉练，在徒步行军一千多公里后把我分配到了电影队。有电影时放电影，不放电影时负责宣传队工作。
穿上军装，别提我有多神气：漂亮、俊俏，婀娜多姿，挺胸昂首，绝对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标准楷模。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吸引了所有的眼光，又变成了一块好吃的蛋糕，而且是涂满了奶油的蛋糕。
我所在的部队是地方部队，只有几个女兵。到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如沐春风，看到军官觉得是伯伯叔叔，看到战士觉得是哥哥弟弟，唯独忘记了他们都是——男人。
俗话说，“当兵当三年，老母猪变貂蝉”。这句话刚开始听到我并不理解，后来在实践中发现这句话着实再准确不过。许多战士都是长年在哨卡、在荒山，突然来了我这只双眼皮大眼睛的小母猪，岂不是看到了天上的仙女下凡？
在机关，我受到了上上下下军官和战士的欢迎。我属于政治部，政治部首长是我的上司。由于我吹、拉、弹、唱几般武艺都会，又是唯一的一个毕业于专业文艺学校的高材生，军区对我异常重视。刚参军时，我和其他十几个文艺兵经常被叫去为一个或几个首长表演。我们像在舞台上那样，面对咫尺之遥比我们人数还少的观众又跳又唱，还使出浑身解数演奏我的扬琴独奏。
后来，演员的队伍开始减少了。从十几个人到四五个人，四五个人又减成两三个人，最后变成我一个人的事了。我经常在午睡时或是上操上课时被叫到首长的办公室，由其他战士替我把扬琴支好退出后，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给首长演唱。
首长们开始为我写诗。写的是词牌，什么“钗头凤”之类的，我不大懂，但感觉得出来好像写得不错。总是收到首长及军官们给我的诗和信，表演时往观众席偷偷扫上一眼，看到的全是对我怜爱备至的眼神，心里暖融融的，觉得在部队里真是不错，和农场大不一样。
我的少女时代 3
我在部队里茁壮成长，出落成一个越来越英姿飒爽的女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年轻的战士们和军官们开始追求我。可是，我是一个战士。根据规定，在部队里战士是不许谈恋爱的。
何况我还在争取入党。在争取入党期间无论党考验你的时间有多长都是不能出任何差错的，有男女关系或是作风问题还了得？再说我是从宣汉县农场入的伍，部队上转业复员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一旦我转业或是退伍又回到农村，我也就再也回不了成都，回不了家了。
性命攸关，根本不能寻思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都很乖，听党的话。
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和前途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回农村。我可输不起。恐惧之中，我写信告诉了表哥。他是我亲舅舅的孩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在部队当兵，由于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表哥给我回了信。可是信又被宣传队一位战士拆了。因为他一直喜欢我而我没有反应，他怀疑我在外面有男朋友于是私拆了我的信。铁青着脸他找到我，要拿枪“崩了那些狗日的”！我百般哄劝流泪哀求也没有用。
那天晚上，我们在军区礼堂演出。礼堂里同往常一样，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开演前战士们此起彼伏地喊口号，各连队气宇轩昂地互相拉歌。大厅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由于惊惧，我一直在后台手脚发颤。
我是宣传队的红人。宣传队在我的负责下已成为全成都军区的样板、最有名的“乌兰牧骑”式宣传队。我们的队伍短小精悍，每个队员都一专多能，节目精彩活泼，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就拿我来说，全台一共十一个节目，九个节目都有我，是货真价实的“台柱”。可是今天演出我心乱如麻，一边演出一边挤命控制住那眼看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好不容易支持着到了晚会的终场。
很快人已散尽，舞台上只有我在收拾琴谱、服装及其他道具。
远远地有人从灯架上走下来，是那位喜欢我的男战士。他在等我。我不敢理他。
匆匆做完手上的事情，关了礼堂的最后一盏灯就往外走。没想到我刚关了灯他就扑过来，抱着我贴在墙上：“那些首长对你干了些什么？”
我拚命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关你什么事？”
他气喘吁吁，狂怒得像一头野兽，“说，那些首长究竟对你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你不说也没关系，反正我要杀了他们！”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你去杀吧！有本事你就去杀吧！你才会死无葬身之地！”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他倒在一大群谱架上，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堆响声。
“是谁在那儿？”礼堂里突然灯光大亮，领导我们的陈干事站在门口，正大步向台上走来，慌急中拉开后台小门，我狂奔出去了。
这一下全完了。我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现在就是浑身都长了嘴也说不清楚了。入党、复员、回成都，全都成了泡影。坐在宿舍的床上，脑子里漆黑一片。
熄灯号吹了好久了。我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根本不能入眠。
“刘晓庆！”宛如一声炸雷，“腾”地一下我从床上跳下来。“×干事让你去一趟。”一个声音在说。到了办公室，一眼看见那个男战士在场，犟头犟脑地，但老实得多了。我坐下来。
我们一起详细向领导交代了当黑灯以后在礼堂舞台上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