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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开始摇头晃脑仿佛在念八股文：“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在四川自贡演出，每场一百元，演出五场，其中三场由体育馆按六场付劳务费，实际收人八百元，缴税二百六十元。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在四川成都演出，每场一百元，演八场，共收人八百元，缴税二百元。二月八日到十四日。在云南昆明演出……”
好了好了。大家一起说。他们相信我的能力。我的记忆力一向惊人。虽然受了多次惊吓有些损伤，但这些生命攸关的数字应该没有问题。何况已有那么多次在重大关键时刻的重复背诵，别说我，恐怕连律师们都会背了。我甚至还背得出完税后税单的号码呢。我的税单都交给了税务局，我要不把号码记好，万一税务局丢了或是硬说没有还无处可查，怎么办呢？
我发现自己变了。过去为人做事总往好处想，现在遇人遇事先往坏处想。
而经验告诉我现在是对的。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几次躲避陈国军的成功以及告那四川说我偷税上百万元的记者，都是先把情况往坏处想的结果。
过去发现的事都比我想象的要恶劣，现在我至少能保护自己不让事态向更环的方向大踏步发展。
其实还能怎么大踏步？别说大踏步，再跨一小步就进监狱了。我只不过是在监狱的门外徘徊，我是危若累卵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形势也许就会急转直下，到那个时候没准儿押赴刑场连“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都不许你喊。
律师们说没有那么严重。关键在于你临场的发挥和表现。我说我哭不了，眼泪早就流干了。再说背那一串数字也不知道该在那儿哭。
大家说不用哭不用哭，只要真挚就可以了。
我说我也放不了电了。现在没眉毛没睫毛老鼻子老脸的电力也没有。再说那税务局是我的头号敌人，就像白毛女见了黄世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谁听说过火眼金睛还带电的？
大家笑了几声又戛然住嘴。这不是笑的时候，离笑的时候还早着哩。
他们说随你吧随你吧。设计好了也没有用。
设计好了是没有用。过去每一次重要场合我都设计周密，可回回都让我的设计落空。
去他妈的设计个狗屁。
一股火冲上心头。别，千万，千万不能发火。这一次短兵相接，近半年时间交战双方才面对面，我深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闹出那得不偿失的事来。
我只要还我的清白，只要尊重事实。我不想整谁。也不要报仇。我已被诬蔑、陷害整够了。己所不欲，岂施于人？我只要一张纠正的文件。只要那薄薄的一张纸。唉！那生死攸关，我前途、事业以及一切所维系的纸啊！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吧。凝视着远方我在心里说。
我不恨你们，真的不恨你们。我不会报复的。我也没有能力报复。你们不会怕我的，是吧？
你们是为国家效力，我知道我知道。国家有你们这样的工作人员会很欣慰、很欣慰的。为查我的案子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吧？
其实我们之间本来无怨无仇。不是你们专门要和我过不去对不对？一定是告我的匿名信太多了你们就相信了。再说像我这样的“大腕”在税法还没有普及认识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税的问题呢？
你们不知道我已有过一次税的教训了是吧？你们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的众矢之的早就有人捷足先登，我的狐狸尾巴已经被逮住过一次了。
你们大概以为我这个人狂放不羁、目空一切、不拘小节，殊不知吃一堑长一智正是我所具有的特长呢。之所以留在中国就没有打算成为百万富翁，我才不会为了那区区几个臭钱而失去我一生光明磊落的品格和坦荡的胸怀，你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
其实你们也是有道理的是吧？我知道有一位“穴头”曾交给你们一份手写的白条，上面写明：“三月五日、五月二十九日、八月十日，×××交刘晓庆二十八万五千元”。
当然这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二十八万五千元因为我不翼而飞了。你们不会无风不起浪的对吧？只不过那确实不是我之所得，你们事先也该问问我啊？
我相信你们肯定来找过我。也许我为了躲陈国军把你们也躲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你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阴差阳错命中注定我该挨这一回劫难吧？
可是你们在下裁定之前还是该再找我问一下啊。也许是你们已经觉得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了，没想到半路杀出来我这个程咬金，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吧？可是你们的罚款太多太多了，三十六万谁能付得起啊，还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付清？你们以为我是印钞票的机器吧？
千万不要听信那些谣传。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假如不是罚款太多我也许就不闹这一场风波了。不行也不行。十八万我也付不起。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认定那二十八万五千是我的钱呢？
不过我也确实是像那个“偷斧子的人”。站在你们的角度一想，我要是税务局也会觉得刘晓庆是偷税犯。不偷税不可能嘛。在税法远远没有普及的今天？
我其实是有没交的税。只不过恰巧不是你们查的那笔巨款。只有零星的几个钱。在一风吹草动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全部补交了。现在的我绝对堂堂正正，是依法上税的模范，我的任何帐目都经得起调查。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都是税后所得。
查税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教育我们吗？这个目的早达到了。谁还会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的？
现在的状况是我没有偷那十八万的税。这一点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虽然全国上下都不明白，可是你们心里其实比我更明白。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正确的裁定呢？
是不是你们觉得既然事已至此，报纸也登了，如果再改变无异于自己打自己一记耳光下不了这个台呢？要是我就不会在乎这个。不过我理解你们。我不会打翻天印的。我们一起商量出一个办法，大家都体体面面地过去行吗？
也许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承认错误形象才更高大、更雄伟呢。
后天，不，也许明天，我就要和青岛税务局见面了。听说我的案子是市南税务分局在管。又听说主办人是青岛税务局的一位处长。青岛税务局和市南税务局在一个楼办公。
唉呀那不等于是一回事吗？我去申报税会不会记者、群众铺天盖地而来啊？要知道我对这一点怕得要命呢。
临行前再三嘱托律师们务必要将这一点安排好。悄悄地进去，万不可弄出动静来。
想起毛阿敏去税务局交税那份热闹，我的后背就直出冷汗。要也是那样的场合我扭头就走。豁出来抗税到底，大不了就是一条命，脑袋掉了还不是碗大个疤。
再不然就大叫大嚷。该说什么说什么发表我的演说。破罐子破摔图它一个痛快，捎带着把那些记者也骂一顿，最后一定要声泪俱下像戴安娜那样对记者说：“是你们使我痛苦！”作为精彩的结束。
可是报纸也不会登啊。我这么热闹还不够他们看西洋景呢。还是静静地好。不要出声。把自己包裹起来，申报完了税就走。税务局说不定也愿意张扬，还不知道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呢。
唉呀，我好累好疲倦啊。真的再没有力气在这个漩涡里挣扎了。你们就可怜可怜我给我那张纸吧。上帝你保佑我吗？
飞机徐徐降落在青岛。
帽子压得低低，对周围的指指点点以及四面八方传来的叽叽喳喳充耳不闻，我一阵风似地出了机场。
律师们同侨办的一位张仁光处长，还有我的朋友贝贝，在机场迎接我。
顾不上与大家打招呼，我飞快地钻进汽车，把头埋在前面座椅的靠垫上，汽车立即起动。
十分钟后，我慢慢把头抬起来。啊，青岛，我又来了。
律师们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来接我的贝贝是大导演凌子风夫人韩兰芳的侄女，《春桃》中我们摄制组的场记，与我和姜文相交很好。青岛侨办的张处长是她的朋友。
为了避免毛阿敏在税务局交税所有记者、摄影机一拥而上的悲剧重演，律师们在我来之前已与青岛税务局，更准确地说是青岛市南税务分局进行一番交涉。
鉴于我这次来青岛暴露给新闻单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律师们建议能否选一个中间地带见面。税务局坚持要去税务局申报，不过同意安排在远离市中心的小税务所进行。也表示可以作好一切保密措施，绝对不向外界透露消息。”
时间定得很早，可以在税务所人员上班之前先到达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