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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我回来了！”一边呼喊，我一边冲进客厅。这段时间除了呼救吵架外好久没有这样快乐地喊过了，我心里一阵通畅。没有回声。临走前因为家里没有电话所以没有通知，他们不知道我回来也没有思想准备吧。
轻手轻脚走进屋去、怎么这么热啊？“轰”的一片蒸气扑了过来，怎么屋里气温高得像水开了锅？坚持着往里又走了两步，“唰”的一下汗水从全身的毛孔里冒了出来，放下东西朝大厅里一望，一幅悲惨的图画映在我的眼前：
一家几口老弱病残全靠在沙发上喘气，丹丹满头满脸部长了毒疮，几个空调静静地不动不响，屋子里所有窗户都大开着……一步冲到他们面前拚命大嚷：为什么不开冷气？为什么不开空调？这会热死人的！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母亲站起身阻拦我。竭力解释说空调费太贵了，付不起这些钱。外婆、爸爸也跟着帮腔：不热不热，多洗几个澡勤扇扇子就行了！过得去过得去。我吼起来：不热？还说不热？你看丹丹长那么多痱子不就是热的吗？都成毒疮了就不心疼？你们不心疼我心疼！
一边说一边关窗户，又爬到桌子上去开空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边流泪一边忙活一边继续喊：你们不要觉得我没钱！告诉你们我现在钱多得花不完！你们不要看到报纸上写这写那，都是假的！骗人的！我好着呢！马上报纸就要登反面文章了！
那天夜里，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母亲吵架。吵架凶得我嗓子全部失声。与别的家庭吵架不同的是，大部分家庭是为了谁多花了钱吵架，我是为母亲舍不得花钱而吵架。
记得前些年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在成都跟外婆吵了一架。原因是外婆七十多岁高龄为了省钱偏不坐那三轮车，而去挤那人满为患不安全的公共汽车。几年以后差不多的原因我又与母亲发生激烈的冲突。我告诉她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们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家庭幸福才是最大的财富，只要你们好就什么都好，我的事一切都好处理，只要把你们自己照顾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听说你们嫌物价高吃饭贵就每顿吃面条？这怎么能行呢？本来我想说要是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在监狱里送饭都没有人送，话到嘴边我赶紧把它咽了下去。
我强行给家里订了计划：每天必须开空调多少时间，吃饭必须用去多少开销，自来水必须用去多少，并且告诉他们留好付帐单，我下次回来要检查。并且威胁说假如他们不按计划完成我就把这些规定计划内的钱撕成碎末扔到大海里去！
我把带回来的所有钱财全都交给了母亲，“命令”在多少天内要把它花完。我知道我走之后她一定会“阳奉阴违”，可是命令与不命令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告诉他们我最近又挣了一笔钱，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没有地方用。我妈说你说的都是真的呀？那报上写的你偷税还罚款，你哪来那么多钱去交啊？我说这一点妈你就不知道了。你知道我挣了多少钱吗？税务局查我查错了，现在还要退钱给我呢，我因祸得福，又发了。飞机上不许带现金，所以这次才带了这么些，下一次坐火车多带点回来。我们住这样的房子就要花得起钱，别小里小气的成天哭穷，让周围那些外国人和港商、台商笑话。人家说中国的头号大明星怎么会这个样子？还以为我们抠门，这点钱都舍不得呢。妈你去蛇口招商局要求水电按大陆标准照顾就不好。以后别这样了啊？
母亲将信将疑点点头说：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我说：春节。春节我肯定回家。你忘了我发誓无论在天涯海角只要是春节我一定要在家过吗？你知道我从来不说二话的。母亲点点头。她知道我是说一不二的。可是我心里想说，不过非人力所能抗拒除外。要是自由受到了限制，我就是插上了翅膀也难飞了。
一晚上絮絮叨叨千言万语全讲的是钱的事。这几年我好像跟钱干上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离开家，回到了北京。
发生在Y城的“打观众”事件
“走穴”。还得“走穴”。
尽管是大偷税犯也得“走穴”。“走穴”是我的唯一出路。冒着枪林弹雨，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走穴”。为了外婆，为了爸爸、妈妈，为了丹丹，为了我自己，我必须也只有——“走穴”。
“穴队”队员们说那么高的税挣的那点钱简直是眼泪。我说有眼泪总比没有眼泪好。别说是眼泪了，哪怕是眼屎呢。“走穴走穴”。别说那么多，听我的。
大家哆哆嗦嗦地跟我出发。就像被共产党打过了长江的蒋介石军队残余，每个人重整旗鼓抖擞精神也掩饰不了心里的慌张。每到一地，东西一放下就急急忙忙去税务局报到，税务官来到了后台，所有人一齐拥上，又递烟又打火，端茶送水摆凳子寒暄，活像老鼠见了猫。
记者们成群结队等在舞台边轮流采访。拿着表卡时间看你出场多少分钟。你必须出场至少半个小时，超出了是应该的，少了一分钟明天报纸上刺刀见红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挣钱？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工人、农民成天汗流侠背一年到头辛苦，还没有你们一场演出的钱多。战兢兢我们小声说艺术是无价的。无价？无价卖票干吗？收钱干吗？无价就义演嘛！我们大着胆子说，那我们也得吃饭啊。吃饭？想想红军二万五千里吃草根树皮，你们的日子强多了！
观众席里每天不停地起哄。好多人买了票花了钱看完了表演，出剧场便一通开骂。什么节目不好啊，蒙我们啊，这么多钱了还来挣我们的钱啊……他们早就忘了是他们自己掏钱来买的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也不敢拿枪逼着他们到剧场来看。只要节目稍不精彩便会响起“下去吧”，甚至“滚下去吧”的吼声，更有甚者，可乐瓶、鸡蛋、黄瓜都会向台上的演员飞过来。走笔之时我想起几年后“百花奖”在深圳有过一场演出，一位歌唱演员上场时不小心一出台就掉了一跤，狼狈地爬了起来，那位演员等着那听惯了的起哄、大笑和口哨声传来，可是观众却静静地听他唱，直到他唱完后报以比别的节目更热烈的掌声。记得在当时，那位演员禁不住热泪盈眶，其余的同仁也不免有些唏嘘，演出多年何曾见过这样尊重艺术、文明礼貌的场面！
我又想起那一年去法国办影展。一天无事去一小剧院看一出来自苏联的滑稽剧。讲的是俄文，表演又粗糙，水平更低劣，实在是乏味得很，法国人却个个正襟危坐，眼睛炯炯有神。每当我不由自主打个哈欠便有人怒目相向，凡是我们交头接耳哪怕是说一句话，旁边总有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演出完全场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那位功夫不敢恭维的演员居然在台上谢幕十三次！后来我得知法国所有的剧场包括电影院都是如此。不由得我想到在法国做一个艺术家实在是最幸福最幸福。
可是在我们这里，在那样的年代，艺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艺术再与金钱挂钩则是肮脏得不能再肮脏的交易。许多人去看你，欣赏你，同时哄你，批判你，骂你。演员差一点就在台上摇尾乞怜，观众和艺术家形成了一种互相需要又互相仇视的畸形关系。
我们每天在这些错综复杂当中生活着。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舞台到一个舞台，从一个税务局到另一个税务局，从一场观众到另一场观众。税务局动不动就让你去一趟，供电局不送票就停你的电，剧场时常借口取不出现金不给你演出费，你求不了爷爷告不了奶奶，只得忍气吞声。
和观众直接发生冲突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我一直压抑着个性，小心翼翼避免出事。尽管每次出场都会引起全场骚动，尽管有时唱完一首歌笑容满面地正要向大家鞠躬时，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刘晓庆，偷税！”的怒喊、尽管我也在台上遇到过“下去吧！”的哄声，可是我仍然坚持“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再三告诫自己不能再出偏差，不能再授人以口实，直到后来那一天，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打观众”事件……
那是在江苏的Y城。在去Y城演出之前，我们已去过一些地方，每个地方都有着数不清的烦恼，受过了数不清的委屈。每场都有许多观众等在门口要我签名，不管我是不是正在化装，或是正在换衣服，只要没有给他们签名就喊着名字骂几声。每到一地演出还没有开始，市税务局、区税务局、县税务局各级税务领导办事人员坐满了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