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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两步跨上台阶,朋友拉住我说别疯叉文的,给人印象不好。我赶快听话,慢悠悠假装淑女。心里急多跨了几步,也没问在哪个小房间就一把掀开了面前的门帘。里面一桌人全都回头,惊愕地张大了嘴,几个人一起叫“刘晓庆”,我赶快把帘子一放又去掀第二个门帘,朋友才拉住我说跟我来,别像一只无头苍蝇。
过了一道门,再过一道门,终于到达其中一个门前。这一次是由朋友打起帘子,一眼我就看见一个人坐着的背影。那个背影站起来,转过身。只听见朋友在说:“这是赵志文。”“这是……”
一股热气冲向我的喉咙,所有声音都远了。既看不见又听不见,只勉强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在心里说不能哭不能哭,这不是设计方案。千万要忍住,不要功亏一篑。
我转身走向座位,一边走一边拚命倒气,倒得差不多了再坐下来,转过身时已是笑眼盈盈。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赵志文比我想象的要和蔼得多。我事先做过的计划、想好的台词全部无影无踪。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来着?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只能坐在那里直咽唾沫。
朋友打破了僵局。她胡说八道把税务局一通乱骂。骂了没有几句触动了我的肝火,我不由自主开始帮腔,越说越来气,越说越激昂,我爪子伸了出来,牙齿露了出来,全部恢复了本来面目。
我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头到尾把想得到的都说了一遍。我怎么去演出,怎么第一次上税,怎么有了教训后再也不敢偷税,怎么来的十八万,税务局怎么裁定,这是“文革”以来最大的冤案,等等等等。
突然想起我忘了掉眼泪。哎呀!真糟糕。可是在这个时候掉已经来不及了。再说情绪也不对。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再绕回去。情况和我事先想好的全不一样。再说现在气得眼睛干干的,要掉也掉不出眼泪来。本来想演一个弱者,可是现在事与愿违。怎么办?我赶紧观察赵志文。他肯定觉得我是个泼妇,更讨厌我了吧?
出乎我的意料,在那和煦暖暖的灯光中,我看到的是一双亲切、理解和同情的眼睛。
从那一瞬间起,赵志文成了我永生难忘的朋友。他是第一个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我没有偷税的人。在那一大,他开始帮助我。他和他的一伙北京的记者朋友一起,为我的税案起了重大作用。
带着保镖拍摄《红楼梦》
《红楼梦》摄制组又在找我。
他们肯定在找我,我把这事差点都给忘了。
蒋律师已出发去青岛与税务局交涉,我仍然成天在为税的事奔波。
赵志文又介绍了许多记者朋友给我。其中最了解情况的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杨洁。在杨洁的帮助下我又去找了《经济日报》的主编范静宜,他们都对我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香港的债务和楼花我根本不能管它。
曾有过海外的追求者,知道我在为税苦恼,多次提出可以为我办出国留学;躲开这是非之地,被我一再拒绝了。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一出国更是畏罪潜逃,更说不清楚,我一辈子都得背黑锅。
何况我恐怕也走不了。中国公民有官司在身不许跨出国门。“久病成良医”,我现在从一个法盲变得这法那法都懂一些的半罐子水了。
海外人士还问我究竟欠国家多少钱?我说三十六万哩!他们说那算什么钱。人民币吧?不多不多。我们替你还了就是了。我说我不要。早说也许还会接受,现在战幕已经拉开,来不及了。我已构成抗税,再交税务局也不收了。何况这是冤枉钱,凭什么要交?我还想不通呢。交了再让报纸、电视把我臭一顿。他们可倒好,弄错了还得钱又邀功,不干不干。我就是要血战到底,弄个水落石出。
当前的任务是等蒋律师的消息。还有找李翰祥。继续离婚。到《红楼梦》拍戏。找保镖!
把找保镖的想法告诉《红楼梦》制片林主任,他特别特别地赞同。经过上次苏州风波,陈国军跟他又干上了。在我走之后陈国军痛哭流涕,在园子里掏肝掏肺大骂,我听了不知道怎么搞的还是一沉,心里酸酸的不知道怎么才好。
主任说这事向导演、还有宋崇厂长请示一下,恐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陈国军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使得舆论已逐渐倒向我这一边。我说陈国军的心思我知道。他就是要把我抓回去,一切等抓回去了再说。凭着对我的了解,他只要抓了我回去,再好好待我,一切都会融化,他仍然坚信“近者胜”的原则。他忘了我已不是当年的刘晓庆,狗急了也能跳墙,只要跳了墙就再也不跳回来了。
我向主任要求说,保镖要我自己选。他说可以可以,那都好说。我问究竟什么时候这事才批得下来?反正没有保镖我决不拍戏。主任停了几秒钟咬牙说,你就先请人吧。组里不掏钱我自己掏钱也要保证你顺利拍戏。我说哪能你掏钱啊,当然是我掏钱,这些钱我还是有。
原先我以为人情薄如纸,没想到世间还是有真心。想到自己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纯属我个人的事件当中遇到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场景,简直可以组成一曲阶级情不亚于骨肉情的大型史诗。
紧接着忙活请保镖的事。全是姜文找来的哥们。一共请了四个人,四个都来自武警部队。
抖擞精神再开始粉墨登场。大观园的二奶奶又卷土重来好不威风。拍戏时四个保镖围绕在镜头周围,休息时保镖在我身后齐齐地一排。找我的记者、律师、法院、税务局络绎不绝,把《红楼梦》的现场变成了我的办公室。
几天之内陈国军都没有露面。可能是听说或是看到我有保镖望而却步了吧!
《红楼梦》场地外景很快就拍完了,组里开始配音。由于组里演员多又来自四面八方不好召集,所以只有谁在就配谁的戏。
连日来又拍戏又弄税,一直没有睡过好觉。嗓子充血,声带嘶哑,通知配音我总是一再推迟时间。后来发觉这样下去嗓子不可能有好的一天,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还是早配完早好。
这一天是礼拜天。我和保镖们来到了录音棚外。今天是加班,配王熙凤和贾琏打架的一场戏。这场戏需要大吵大闹,我现在嗓子嘶声哑气也许正和剧情贴切。
由于有四个保镖小车坐不下我换了一辆面包车。每天先接保镖然后再接我,接齐了人再去工作现场。层层打报告,宋崇厂长批准了带保镖拍戏的事,可是组里不能出这份钱,因为从没有过这种先例,怕会计室不能入帐。面包车比过去的皇冠车便宜,费用照例由组里出。摸摸自己的口袋又开始羞涩,坐吃山空没地方挣钱总是花钱,又快到山穷水尽了。想了半天束手无策,寻思着保镖的钱反正不是今天就给,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到时候再说。
录音棚前的休息室照例是熙熙攘攘。嗓子疼不敢多说话,我只有向大家频频摆手。刚坐下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没看见陈国军来,放心吧。”
那边厢几个婆子夫人在看手相。演王善保家的北影演员樊书棣眼镜戴在鼻梁上煞有介事地一边抓着人家的手看一边讲解。大家一阵阵地哄堂大笑。她身边围了好大一堆人在排队。她看完一个人说完一个人要收一毛钱。她说这是历来的规矩,免得被看的人霉运转到她的身上。
组里好些人信这些信得人迷。我从来不听这些邪。有好事到来我不愿先知道,免得不努力去争取反而错过了机会,要是有坏事,更不愿意提前悲伤。假使第二天要得癌症我也绝不要先了解,假使了解了肯定头一天就死了,根本活不到第二天。
突然大家嘻嘻哈哈地向我冲过来,吓得我抱头鼠窜一下子钻到了桌子底下。保镖全都站起身几步跨到我的跟前,几只手把我从地上抓起来说是要给我看手相,看我的手有什么特别显示出我这么大的福气。这些该死的,不打招呼突然冲过来,你们不知道我早就没有胆了?你们难道要吓死我吗?你们把我吓死了至少今天就没有琏二奶奶给你们配音了!王夫人你甭想明天就回南京去见你老公!
动不了口就动手,我把他们一通乱踢乱掐,她们根本毫不畏惧,抓起我的手就看起手相来。对着阳光把我的掌纹研究了半天,咳一声,樊书棣说:“你这小子有钱。”我心里想,鬼才有钱。你知道个狗屁。再看一会,她又说:“你要离两次婚。”我心里一个劲地骂她。你就蒙人吧啊!全中国都知道我要离两次婚。多新鲜哪。樊书棣又装模作样地看半天,啊!突然大叫。大家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