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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沮丧的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观众面越来越广，对我赞赏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形象逐渐深人人心。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我的抱屈心理？也许我为了得奖而一部影片换一种风格、一个角色换一个形象恰恰符合了人们喜新厌旧的个性？
同时我也心惊胆颤地看到许多得奖的明星和没有得奖的明星开始殒落或是已经殒落了！年纪轻轻还没有开花开朵便永远失去了发挥自己的天地了！
人们不允许他们修正自己的错误，不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唇亡齿寒，物伤其类，这些前车之鉴使我开始考虑我的人生设计。
我甚至感谢并且开始庆幸当年我没有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了。正因为如此使我清醒，使我没有昏昏然；正因为如此使我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从而没有背上成功的包袱；正因为如此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努力在艺术上追求完美；正因为如此我不停地变换形象，从一类角色跳到另一类角色；正因为如此使我保持了观众，使人们认为我的努力及才华超过我的所得，产生不平心理从而认为那些得奖的演员们不如我……
我的影响渗透了全中国。虽然我从没有得过奖，可我上台为得奖的演员颁奖，在观众心目中，我是无冕皇后。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大众电影》破天荒发行专辑讨论“刘晓庆现象”。
我开始仔细分析许多明星转瞬即逝的原因，并对自己的成功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仔细观看明星们的作品及他（她）们的做事为人，一点一滴地回想我走过的道路。我想起了《大众电影》。又是《大众电影》！
不久前，《大众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举办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刘晓庆现象”。编辑部去了工厂，去了大学，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用了极大的篇幅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可是我对这种千载难逢的特别待遇竟不以为然！殊不知在那个时代除了中央领导人再不就是去世的老艺术家在特别的纪念日（比如说一百周年诞辰什么的）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别人能享受到这份殊荣！
恩将仇报，我跳起脚与老崔大吵了一顿。《大众电影》编辑部有一位编辑平日与我相熟，我打电话去把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恩”，本来一直不能得奖就是我的心病，现在他们又来集体扼杀一个天才的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在关于“刘晓庆现象”的讨论里，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本人的色彩、个性比对我的表演更感兴趣。那位编辑作为相熟的哥们，居然也趋炎附势，人云亦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肯定这种说法，简直岂有此理。更有甚者，一位叫王××的文章对我大加攻击，把我批驳得一无是处！只有一位女士写了几句话使我略微感到有些欣慰，好像她是姓邱，文章大意是说：“晓庆，我的孩子，我一直在关注着你……”
当然这篇小文章于事无补。我为他们没有充分肯定我的表演而痛心疾首。
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作为一个社会人，以我的个性、思想、观点、行为，再加上我的电影、我的企业、我的书、我的演唱会、我的音乐夯不郎混为一体，从而奠定了在中国现时代地位的时候，“刘晓庆”三个字的含义也就早已超越了我自己肉体、灵魂的本身。
而当年的那本《大众电影》正是对后来几足鼎立的自己的启蒙和提醒。
我的人生就像是打台球。而我是一个球艺不高的球员。我的全部证明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学道理。时常发生的情况是：本来我想打这只球，吃不下睡不着去研究打它的战术，眯缝了眼睛屏住了气息全力以赴打出一球，结果球根本没有朝我希望的道路前进，它横冲直撞自由散漫地去了另一个地方，把别的我从未想过的球打进了洞里。而我还是得了分。尽管不是我事先安排好的结果，但我仍然是赢家，常常是那个别的球得分反而比我预想的高。
突然我的后脊梁出了一背的冷汗。我一着急后背就会出汗。我好比一头黄牛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脚底下遍是坑坑洼洼，想绕开就是绕不开，只能一边踏着泥泞向前，一边怨天尤人地埋怨命运的不公平，等以为快到目的地了站起身来喘口气，结果发现只有这条艰难曲折的小径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自己已站在比目的地更远的地方。
我越想越后怕。假如当时第三届“百花奖”我同时得了“最佳女主角奖”、“最佳配角奖”，我是否能经受得起成功的考验呢？我是否能承受得起众望所归，满足人们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呢？人们也会由于我一下得奖太多而失去对我的新鲜感而将希望与同情寄到别的演员身上，我纵然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扭转这种历史潮流，于是我年纪轻轻还没有反应过来艺术生命就结束了。
那么，观众也就看不到我演的花金子、胡玉音、慈禧太后、春桃等形象了。一句话，我也没有今天了。
我的历史证明，许多事都被我歪打正着。因为要辩诬而写了《我的路》，结果引起全国大小报纸的批判却被人们大加赞扬并因此加入了作家协会；我与丈夫离婚自己痛苦万分却闹了一个举国上下的大新闻；《原野》影片虽然八年不能上映却该看的人都看过并且评价相当高……真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虽然歪打正着，我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我的少女时代
我离过两次婚。尽管在艺术上声名鹊起，却穷困潦倒，数次濒临破产边缘。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校长，由于父母是川东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解放后经济上有着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人的尸体。我还看到一个人刚拿着一个饼在吃另一个人跑来夺走，边吃边跑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一次我们全家在饭店吃饭，突然有人往我的碗里吐了口唾沫，我觉得不能下咽，他泰然自若地将我的饭拿过去，公然吃了下去。
除了看见这些情景以外，我自己本身并没有太感觉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据说在那三年期间，农村颗粒无收。
由于父母级别较高，我们总是有补助。记得最清楚的是有高知专用票，时常发给我们黄豆吃。我们还每隔一定时期可以凭票在饭店改善伙食，饱餐一顿。
小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与周围相比是宽裕的。况且我家人口又少，只有我和妹妹两姐妹，加上爸爸妈妈，后来接来了外婆，一共只有五口人。母亲手脚大方乐于助人，这方面对我后来很有影响。
父亲精通中国历史并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我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父亲与我脑海中男子汉的形象相去甚远：个子又矮又小，头发又少又秃，像冬天荒芜的草地。他是川东地下党员，又出生于地主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地主”。在牛棚里他宁死不屈，坚决不肯供出他的“同党（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同党），造反派打断了他的双腿，从此他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只能坐在轮椅里上街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成天“之乎者也”，崇拜孔老二，时常因为自己姓“冉”而自诩是孔子第四十几位得意门生冉什么的后代。他是成都体育学院保健系的教授，在体育学院工作多年。有一天晚饭后散步时他突然问妈妈：“怎么那些跑步的学生鞋子上有钉子呢？”“书呆子”的父亲居然连钉鞋也不知道。
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亲生父亲离了婚并且各自都有了新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儿女，于是我一个人成了单个分子。父亲姓冉，母亲姓刘，我和妹妹一人跟着母亲姓一人跟着父亲姓。
我们家里是典型的“严母慈父”。母亲性急，望女成龙，时常对我打骂，而我又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硬脾气，每次与母亲吵架过后。决不会我先与她和好。记得一次母亲打得我鼻子出血，我就故意埋头对着地，眼看着血流了好大一片，母亲百般哄我才肯下台。
而我妹妹则与我大不相同。第一她挨打很少，因为她比我小，身体又比我不好，再者我的鬼点子总是比她多，更主要的是她比我会拐弯。如果她挨了打骂或是罚站，我们大可不必理她，让她站在那里好了。如果她站累了或是看见我们开始吃饭觉得饿了，就会突然干笑一声，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