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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见那些看到过我们硝烟弥漫场面的人呢？离婚吧。哪怕是离了婚等过一段时间再复婚也可以。
那把刀子。还有那包炸药。从《大清炮队》拿来的炸药。我不，我不要和你同归于尽……
我被战友推醒。天已大亮了。我被告知说是陈国军已知道了这个地址，要立即转移。转移！我穿上衣服立即行动。这个秘密据点已经暴露了。像地下党一样。
也许是我怕陈国军怕得要死，于是吹他的神通吹得过火，大家的警惕性都特别高。兵贵神速，很快我们到达了新的地方。
我又没有钱了。所有的钱都在家里。早知道带点钱出来就好了。现在是一文不名。第一次离婚我还有三块七毛钱呢。这次倒好。成了光溜溜的穷光蛋了。
不敢去拍戏。不能去“走穴”。我也不敢去领奖。听说《原野》我又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近日就要开会领奖，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我在香港买的楼花怎么样了？要卖了还有钱可以吃饭。猛然间想起我还有那么多债，我的天！怕到时候楼花卖了，债也还了，钱赚到一点了，我也饿死了。
钱都在陈国军手里。也好。我愿意给他。假如能够赎清我的罪恶。我欠他的债恐怕才是一生也还不完。
我想我不会再有幸福了。一个心灵上有这么沉重负荷的人是不会有美好前途的。
一想起陈国军就心绞痛。当然我要离婚。这是肯定的。可是我还是心绞痛。
律师和我谈话，我请求律师能不能不说对方的不好，另编一个理由去离婚？律师说不行。你必须说实话。于是我只好说“实话”。当然是一部分实话。一边说一边心里想：对不起，陈国军。我只是要离婚。
然后起草起诉书。是我告他。是我要离婚。其中有一段要我自己写。我开始写。写起来缓慢但是无力。唉！要是平平和和地离婚该有多好啊！
律师走了。说好我写完后通知他们，然后寄出。
大厅里空空的。呵，我才看清确实是一个大厅。我住在半片别墅里，厅大房间小，有朋友管吃住。尽管没有钱。这一点比上次离婚强多了。我坐在厅的中间，抬头一望，那高高的屋顶像宇宙的苍穹。想到如果架一个摄影机从上往下俯拍，我就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此情此景太像我看过的许多电影中描写的悲伤、孤独的镜头。我突然明白了，毛主席说文艺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多么准确。
眺望窗外，在勾花的窗纱那边是忙碌的人群。天照样蓝，草照样绿，谁也没有理会我这个渺小的人正在进行好像天都要塌了的离婚。啊！好久都没有在这样的蓝天白云下舒心地走过了！
还是那年和陈国军……又是陈国军。哦，这几天他怎么活得成呢？又开始揪心裂肺。五脏六腑都疼死了。
没有人在旁边。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要安慰他，抚慰他。不能让他太伤心。
“喂？”刚喂了一声，就哽咽难言。没有出息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奔涌出来。
“哥们。”是陈国军的声音。他开始说话。讲我们之间的故事，讲过去细细的一切，讲在长影拍戏，讲《无情的情人》，在电话里小声给我唱歌，唱《大坂城的姑娘》，唱《无情的情人》的主题歌……
我的脸上沧海横流。那海水不停地淌到衣服上，我听到它们滴落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我请求他能协议离婚。离——婚——吧，我说。
他告诉我，香港的记者正在访问他。是他在香港的妹妹联络的，他在等待我的觉醒。他并不想毁我。只要回来什么都好说。不然他会用他的整个后半生来报复。
他的声音仍然轻柔。恐怖一阵阵向我袭来。电话里又在开始回忆，我的面前出现他各种各样的脸，所有的一切都在闪动，半空中响起嗡嗡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好像有一只手伸进我的肚子里搅动，我的肠子拧成一团。从沙发上滑到地上，我在地上滚动着，说不出话来。
勉强挂上电话，我蜷缩在一起。我知道了什么叫挣扎，我的喉咙被一大堆东西堵住，发不出声音，我感觉我开始窒息，我可能要死了……
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到床上来的。迷迷糊糊睁眼一看，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阳光是那么灿烂，我看见光线里飞舞的小小灰尘。想起小时候我时常新奇地看着那光柱去捉那小小的灰尘玩，此时看见这片阳光竟是到了世界的末日。那句著名的台词是怎么说来着？呵，对了，是“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我要睡了。那就睡吧。太累太累了。
钥匙在响。有人走进来。管它呢。我什么都不怕了。有声音在叫我。不是一个人。我看见了。是律师小吕和杨。他们拿着一份传真，先问我是不是病了？然后告诉我陈国军已委托人在香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和他离婚的事。他告诉报界我的父母把所有细软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突然离去，只给他剩下一条毛巾……我坐起来。
我怎么一下子不痛苦了？小吕再接着说我们的结婚证已登在报纸上，我看见了那张报纸的传真。上面除了结婚证外还写了许多本来没有的事。
我头脑一下子清醒了，眼睛开始明亮了。我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晴朗，突然之间我感觉解脱了。我不再欠谁的了。
光着脚跳下床找来我写的那段起诉书。三个人鼻子碰鼻子开始研究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我在起诉书上签了字。我人生新章节的引号打开了。
很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我的离婚案。
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我开始同外界联络。几个摄制组找我拍戏找遍了天下。其间我又转移了几个地方。绝对不能让陈国军找到我。
我认真感受姜文。惊讶姜文居然能忍受我对他的这种精神折磨。他这么包容我，真是惭愧得要命。
醒过来之后面临的第一个矛盾是一年一度的“百花奖”颁奖大会在深圳召开要我去领奖这件事。鉴于上次佛山十大影视明星颁奖会的风波，我是绝对不敢再重蹈覆辙了。况且此次情况与上次又大不相同，尤其得知香港记者已云集深圳，要有什么丑闻发生岂不天下大乱，丢了我自己的脸面不说，也给中国大陆电影界抹黑。唾沫四溅地在电话里把这些理由重复了许多次，组委会也觉得这是个头痛的问题。
可是颁奖大会又不能没有最佳女演员。尤其是鉴于我在海外及深圳、广东一带的影响，当然要比获得其他奖项的那些歪瓜咧枣的男导演、男明星好得多。组委会开始研究“作战方案”。
首先，通过北影找陈国军谈话。他现在是北影职工，要服从组织分配，不许在此期间去深圳。据说没有谈通。深圳是大家的，谁都可以去。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一计不成只有另想一计，着重研究组委会的防卫工作。
要给我单独找一个地方住，不能和大家在一起。尤其不能住在记者们找得到的范围，万一发生什么事不至于影响面太大。
下了飞机就专车接走，住地要严格保密，只能组委会几个人知道。
航班号也要保密。组委会的小李专门负责我安全的事。
最重要的是严格控制会场的入口。千万不能在会场闹起来。那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大丑闻。可是怎么控制得了呢？
加强保卫。这次大会请了一百多个保安队员和公安局的便衣。
要是陈国军有票进来了怎么办？发照片。陈国军的照片印它二三百张，每个大门收票处和警察保安一人一张，或是照片传阅让他们看过熟记其面孔，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严密监视，必要时清场。
组委会把战略方针讨论来讨论去，枪毙了无数不成熟不完善的计划，最后成活了这样的一套方案。
再想办法如何施加压力，软硬兼施把我弄出来。哄到飞机上前往深圳。知道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况且现在胆小如鼠，岂止胆小如鼠，简直是吓破了胆，得做深人细致的工作。
又请来北影厂长汪洋。汪洋也早已离休，现正任《红楼梦》巨片的总监制。知道我素来敬重他，听他的话，所以电影界一有大事就请他出马。到目前为止，凡是汪洋出马在我这里都是马到成功，命中率是百分之百。而他对电影界的事也从来是有求必应，当然他是最佳人选。
汪洋厂长又照例鞠躬尽力，每天打无数个电话给我，打得电话线都热了。每次他打电话来，我血泪申诉的理由他觉得有道理，然后打电话给组委会替我解释。组委会又对他做一通工作，他再转变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