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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放在一起向我靠拢，所有的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只听见全体发出惊叹之声：“喷喷、太漂亮了！”“跟她婆婆当年一个样！”
丈夫的妈妈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同时更著名的是公认的美女，我瞟了婆母一眼，心中不敢受之当然。选演员时就是觉得我形象不过关才左试镜右试镜，都下汕头体验生活一个月了北京还在选演员，化装室里化装师评论我额头高、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等等缺陷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内心里实在是觉得不可能比婆母更漂亮的。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赞美，两位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一边听一边插话，夸我的话来得比大家还多许多。以前未结婚时总听别人说婆媳不和，婆婆虐待媳妇、打骂媳妇什么的，结婚以后发现才不是那么回事。
可以这么说，两位老人是天下最善良、最优秀、最有教养的长辈之一，直到如今我仍然十分想念他们。
那时候文艺界时常放映“参考片”。所谓“参考片”，其实就是外国影片，不许公开放映但允许文艺界内部观摩学习。
中央乐团也时常有票。
只要一有“参考一票，他父母一定给我们，假如只有一张，肯定是给我。每次都是丈夫陪我去，我进电影院看电影，他坐在门口一边吃冰棍一边等我看完了出来。
和丈夫离婚之前，我到他父母家去哭诉，一边泪流满面一边添油加醋带渲染地数落丈夫的种种不是，说完了我的委屈后，他父亲对他母亲说：“听听，这就是你的好儿子！”
此次“百花奖”的评选，他的父母比我还要关心十倍。他们理解我正处于上升时期、奋斗时期，这次“百花奖”评选对我来说无异于是“鲤鱼跳龙门”，是我艺术道路上关键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我调进北京的开门钥匙。
“百花奖”颁奖大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得奖的呼声越高，我越忐忑不安，我的心里开始“倒计时读秒”。
许多重大的时刻往往都从毫不起眼、平凡普通的环节开始。
这一天，我在北影放映室看我正在拍摄的电影《神秘的大佛》样片。这是“文革”后拍摄的第一部武打片，而我、葛存壮等演员们都从没有拍过此类影片，争强好胜的我为拍武打动作摔得遍体鳞伤。几天前练习武术，我从站在地上的教练头上鱼跃过去再翻滚一周，跳了两次都成功了，第三次为了动作更漂亮更潇洒我过早弯了膝盖，结果在翻滚时膝头擦到左脸，左眼周围立刻出现一大片淤血，成了一个“乌眼青”。
“乌眼青”和摄制组的导、摄、美、演员们一起坐在放映间里，全身每一个关节都疼。银幕上正放着样片，没有音乐，没有台词，只有画面，放映间里鸦雀无声。只有我过几分钟不得不换一种姿势，椅子随着我缓慢而迟钝的动作嘎嘎作响，我身边坐着《大众电影》的总编崔博泉。
崔博泉是电影界的元老之一，一生都从事电影宣传事业。他热爱电影，对我们呵护备至，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崔妈妈”。
他虽然年纪不算老，却是中国电影界的资深前辈，从默片时期的老明星如阮玲玉、胡蝶到后来的白杨、张瑞芳，然后是王晓棠、田华、谢芳直到我们这些新苗，都与他有过交往，他亲眼目睹明星们的兴衰存亡，是电影界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继往开来的中国电影史的活见证。
时至我写书的今日，崔博泉已白发苍苍，尽管他精神矍铄，我仍然开玩笑地称他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当时的崔博泉正当壮年，他是本届“百花奖”的主办人、负责人。那天凑巧他在北影公干，于是被导演邀请进来看我们的样片。银幕上无声无息地变动着画面，我仍然浑身酸痛在椅子上翻过来调过去。
“这次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是陈冲。”他突然说。我扭头看他，眼前有许多小星星在飞。“你是最佳配角奖获得者。”他继续说。
“哦。”我回头看着银幕，什么也看不见。
恍惚中听见老崔的声音远远地：“本来这次‘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和配角奖都是你一个人的，但因为你有两部影片参赛，一部《婚礼》、一部《小花》，两个角色选票号码不同，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票数分散了。”
我猛地又扭头过去，像一个拨浪鼓。
我瞪圆了眼睛盯着他看，充满了恼怒，就像一个一点火就会着的装满了汽油的汽油桶。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无话可说。我也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第三届“百花奖”获奖名单公布了。情况完全没有朝我预期的方向发展，我不仅没有得到最佳女演员奖，人们也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拍案而起大声疾呼为我鸣不平，而是纷纷向我祝贺：祝贺我获得了最佳配角奖！
天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得这个臭配角奖。我是主角，凭什么得配角奖？本来主角奖和配角奖都是我的，为什么不公平？假使本届奖公平了，两项殊荣都被我一人获得，那是什么成色？
没有人理我这个茬。无论我怎么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地球照样转，太阳照样高挂在天上，花草禾苗照样茁壮成长，世界万物仍然按部就班地各得其所。
只有零星几个朋友安慰我。人数少得可怜，一二个吧。就连这一二个帐的人数里也没有一个是立场坚定分子，他们不约而同都觉得我够幸运的了：《瞧这一家子》只有二十八个镜头却获得了配角奖；《小花》、《婚礼》我演的角色分别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第二名第三名；其中《小花》的角色我还获得了上海《文汇报》“文汇电影奖”最佳配角奖，同时我还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青年创作奖”。我昏头昏脑地参加了“百花奖”及各种奖项的颁奖仪式。
懵懵懂懂地上台，踏着棉花下台，领完了这个奖领那个奖，文化部的“优秀创作奖”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去领，赖在外景地不去北京，结果是张金玲帮我领了奖。
那些程序是怎么过来的我简直不能记忆，心中只充满了委屈与不平。也不敢与人多说话，只怕一触动伤心事便会当众“泪飞顿作倾盆雨”。
几年以后偶尔一次翻看过去的报刊杂志，突然看到一张我在那届“百花奖”为大家表演打扬琴的照片，还有慰问部队战士与陈强一起表演《瞧这一家子》张岚打电话片断的照片，真为我当时的毅力感到吃惊，没想到我处在如此巨大的失望之中还能有头脑清醒的余地策划出表演的节目，尤其是还能演奏那速度节奏极快难度又高的扬琴独奏曲《欢乐的草原》！
我有没有打错许多音符？只有天晓得。
奋发图强，“愤”发图强。自那以后，我拍每一部影片都为创作精品而拍，都为显示我的实力而拍，内心深处希望人们能为自己的错误后悔。
扪心自问，其实只是为了得奖而拍。这个角色没有得奖，换一种角色来演，这种类型、风格的影片拍过了，就换不同类型、风格的影片去拍。反正一年里接的剧本多得很，最多的一次同时有三十个剧本在等我去演。挑选的余地大着哩。
一个、两个……几个角色过去了；一部、两部……好几部影片拍完了；一年、两年、三年……一下子又是几个年头了。……
我没有得奖。我一直得不到奖。
后来，“金鸡奖”诞生了。我还是没有得奖。
李秀明、张瑜、方舒、岳红、龚雪、斯琴高娃、潘虹、李羚……差不多所有的中国电影女演员都“轮流坐庄”，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奖项，而我却总是与奖无缘。
虽然每一次民意测验我都是最喜爱的女演员第一名，可是，却总是与“百花奖”、“金鸡奖”失之交臂。
差不多每年都有事故发生：《神秘的大佛》虽然作为中国“文革”后第一部武打片票房为全国第一，可是不能参加评奖；《原野》没有获得通过，不能在国内公映自然不能参加评奖；《潜网》由于描写多角恋爱引起争论也不能参加评奖；《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因为是与香港合拍片也不参加评奖；我独立制片并主演主唱的电影《无情的情人》由于牵涉到某些民俗风情问题被停映，当然也不可能参加评奖……
不能参加评奖肯定就得不了奖。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影片的拍摄和自己的表演上越来越严格，同时我也越来越失望了。
在沮丧的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观众面越来越广，对我赞赏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形象逐渐深人人心。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我的抱屈心理？也许我为了得奖而一部影片换一种风格、一个角色换一个形象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