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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陈国军一个壮年男人。小兰对陈国军特别好。那份周到关心，不辞辛苦，实在令人感动。外婆眼睛不好，可绝对是心亮肚明，她早就对母亲说：“要是在旧社会，干脆收成二房算了。”
有时姜文也来我家。来了几次后外婆就跟我说：“那个老司机（她以为姜文是个司机）叫什么？你坐他的车要小心啊，他看你的眼神不正派。”从此我叫姜文“老司机”。可是小兰，她知道姜文不是“老司机”，而且她清楚他是谁。
陈国军先在营口，后来到了珠影，仍然在浴血奋战。每当我和姜文在一起，我都对陈国军怀有深深的内疚。我继续大谈特谈陈国军的各种好处，并且告诉他我不能也不会离婚。我的“执著”时常把姜文气得半死，他说我这种人不能跟我讲道理，是死脑袋，对付我这种人只有“抢过来”。有一次我甚至拿出我的钱包给姜文看，里面放了陈国军的照片，我指着照片一往情深地对姜文说，陈国军当年怎么为我失去了一切，我是多么地感激他，直到把姜文气了个头晕脑胀，站起身出了房门冒着大雪——那天下着鹅毛大雪，从朝阳区酒仙桥一直走回东城区内务部街他父母的家。走到家里已是天明，眉毛白了，头发白了，他成了一个“圣诞老爷爷”。
这一切仍然没有妨碍我们继续在一起合作拍戏。《春桃》摄制组已经组建并且已拍了零星几个镜头。
《春桃》是一部纯粹的地地道道的北京戏。从没有演过北京戏，北京话也说不好的我，怕演砸了锅，在最初决定上不上这部戏时，颇费了些踌躇。热爱北京，热爱北京人艺，也热爱北京戏的姜文，给了我不少鼓励。
早在我们争执“话剧好还是电影好”期间，为了强有力地证明他的观点，他要求我一定要去看看“最好的话剧”。他奔跑几次去北京人艺要票，然后又去接我几乎相当于是“押送”我去首都剧场。看完后还要我谈观感，谈得不对还要争论，简直是一个疯狂的“法西斯”。
我对他的这种执著可以说是服得透透的了。我想在那个阶段，于是之的耳朵是不是常常发烧？要知道差不多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为他吵架呢。
我时常讽刺地问，他这种单相思，北京人艺以及于是之、林连昆等领不领情？他说不知道，这不是最重要的。结果是北京人艺出的小报《人艺之友》期期给我寄，从不给他寄任何一次，连我们的司机朋友小李都说，姜文“真没劲真没劲”。
这些情景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难怪有一次看《大众电影》，上面有一篇关于姜文的介绍，一位朋友说：“看《茶馆》看了十七遍！吹牛吧？”我当时就告诉他这是真的。别说十七遍，就是二十七遍也有。最近我还和姜文又去看了一次《茶馆》。
姜文说我应该演北京戏，至少是演一部过过瘾。我想了想倒也是，况且有姜文搭档，肯定会水涨船高，于是就答应下来。
“春桃”是一个垃圾婆的名字。我就演那个垃圾婆。
刚到凌子风导演家，进门就看到各种破烂草帽挂了一大片。为了选春桃戴的那顶破草帽，凌导演亲自动手去垃圾堆里刨捡，然后洗好晾干，准备拍戏用。那时候凌子风导演和夫人韩兰芳新婚不久，老两口还是小两口？至少是新两口，成天眉来眼去，好不甜蜜。
《春桃》这部影片是韩兰芳编剧，凌子风导演，十足的一个“夫妻店”。
我去摄制组之前有人警告我当心韩兰芳这位新“导太”，说她又凶又恶很不好合作。于是我先小人后君子，提出讨论剧本时韩兰芳最好不要在场。结果第一次讨论剧本时她果然没有在场。
一部戏合作下来我们成了朋友，在长期的相处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韩兰芳“又凶又恶”的痕迹。想起自己的相同命运，觉得那些无事生非、颠倒黑白的人实在是可怕，在大多数人的心目里我还不是整个一个“母夜叉”？
凌导演在我们北影是“四大名导”，又人称“四大帅”之一。他七十高龄，花白胡子，花白头发，慈眉善目，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像小朋友们熟悉的“动脑筋爷爷”。对了，他也戴眼镜。
他开朗，乐观，随和，不拘小节，热爱生活，北影人戏称他“疯子导演”，有时当面这样叫他，他也无所谓。
相比之下，韩兰芳年轻得多，且温柔娴淑，大家国秀，一副学者“导太”的风范。
在表演上凌子风导演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不敢“乍刺”，一见面就说：“导演，我是四川耗子，不会演北京戏，您可得多帮忙，演得不好多多担待。”刚说了这几句话就被纠正了好几个音。
第一课是练习“钩垃圾”。“钩垃圾”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名词，实际上北京话叫什么我忘了。不是我忘了是根本我就没问。姜文总说我是“第一个交卷”，是指我虽然聪明过人但不肯用功过深。总之这个动作是无论垃圾婆还是垃圾爷，只要是捡垃圾，在北京就得用的基本功。
一根竹竿，上面有一个钩，我背着大筐一边走一边把脚下的树叶或是纸张或是什么污七八糟的脏破东西拿钩子那么一戳，再往背上的筐子里一抖，那戳上的东西就弹进筐里去了。
我练了好长时间仍然长进不大。在实拍时只要机器一转动，我的钩子要不就戳不上树叶或是纸片，再不就是戳上了扔不进硕大的筐子里而总是被弹在筐子以外。
可是有时我故意要弹在筐子外却偏被弹进筐里。
好多人看影片《春桃》时都夸我的动作干净利落：“嗨！就那么一抖就进去了！真他妈准！练了好长时间吧？”我赶快点头说是。
当然我不会说那是拍了无数逾戳了几十次才选的那么一两次。让他们觉得我棒多好啊，我才不那么傻呢。
接着要练习的是那著名的贯穿全片的吆喝：“换——洋取灯儿！”
什么是“洋取灯儿”我都不懂。导演又给我解释，说“洋取灯儿”就是火柴。“换洋取灯儿”就是“换火柴”。
“那什么是‘换大肥头子儿’？”我接着问。因为这两句我要老喊，不得不弄明白。
问了半天知道了。“大肥头子儿”是肥皂用后没用尽的那一小块残余。谁知道对不对反正我也忘了大概是这之类的东西。
我成天喊成天练总是喊不准。我怎么总是觉得这音调像是在唱歌？于是发挥我的音乐天才来帮忙，干脆把音符记下来。
写出来后的谱子是这样的：
唱起来就是：
这么一记，就好多了。喊的时候只要头脑里一出现曲谱，绝对准确无误。
“换大肥头子儿！”这句话没有音律，无法写谱，只有死记硬背，花了我不少功夫。
《春桃》刚开拍时姜文不在。《红高粱》还有一些扫尾镜头他来不及赶回来。我们拍了一些零散的不重要的镜头然后等他。《春桃》是在初春开拍，可是拍的是夏天的戏。每天早晨，我得四点钟起床，穿上单衣，套上单裤，打好裹腿，穿一双单鞋，化装师再为我梳光了头发，因为是演垃圾婆脸上不必化装，在凛烈的寒风里瑟瑟打抖等着开拍。
我现在想到那情景都觉得浑身发冷。每天早晨从好不容易睡暖和的被窝里挣扎着起来的时候都发誓不再拍电影了，我不愿意起来，不愿意出门，更不愿意有些温热的身体穿上那冰凉的衣服，就如死囚犯不愿意上杀场。
接着姜文来到了组里。“嗖嗖嗖几个镜头一拍，大家马上感觉到，北京戏他演起来确实如鱼得水。
姜文是这样的一个演员：假如你够劲能和他打对手，会觉得过瘾，会水涨船高，假使你自己功力不足或是底子虚，会在他的面前感到绝望。
我时常和姜文开玩笑说他是科班出身，是“在朝党”，我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我是“在野党”。
我们互相取长补短，同样存在着较量。《春桃》我是用短处在演戏，他倒是发挥了所长。他给了我不少的帮助，最令我难堪及冒火不得的是，当一个镜头我演了一遍，他又再演了不同的一遍，而他的又比我的招高我不得不照他那样演的时候，这种过去我从未遇到过的情景，使我十分狼狈。而我是响当当的大明星。这种情景不时出现，我的自信心大受挫折。
有一次我们拍摄这样一个镜头：春桃在屋里剪脚趾甲，喊刘向高（姜文扮演）问鞋呢？刘向高从窗外扔鞋进来，春桃捡起穿在脚上。当正式拍的时候，我拿起鞋一看，左脚鞋心里写了“不要慌”，右脚鞋心里写了“慢慢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