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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没有时间睡觉，穿梭于几个摄制组之间。《红楼梦》、《大清炮队》两部影片我都是为陈国军而拍。在此期间，我绝对还想方设法抽空去“走穴”，我的神经高度警惕，它不可能忘记挣钱还债的这个重大使命。后来我又上了《春桃》和《西太后》两部戏，我快被分成八瓣了。
姜文会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地方
《红楼梦》。
我的精力一直为《红楼梦》里面的一帮姐妹们所叹服。她们说我身体好得像一个“牛犊”，演尤氏的陈祖荣还把这个称呼及形容写在她后来写的《刘晓庆——不为人知的女人》这本书里面。“姐们”还时常惊呼我是“天生干电影演员的”。因为我往往是连夜赶到组里，放下东西就开始化装拍戏。在几个摄制组辗转奔波，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是常有的事。可是我站在摄影机前仍然是神采奕奕，一点也看不出疲劳的样子，用大家的话来说我“一点儿都不挂相”。
要知道我的那些演员“姐们”第二天要拍戏，头一天晚上八点钟就得上床，不敢喝水，不敢把晚饭吃多了，怕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只要一睡得不够，早晨起来准出眼袋，皮肤不光滑，眼睛不清澈，拍出来效果就好不了。
而我不存在这个问题。睡多睡少，睡和不睡，都一个样子，也许我睡多了反而眼睛肿，睡少了还显得清瘦些？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拍摄间歇时我也不闲着，从不听大家的劝告“闭目养神”，召集演员们过来给“姐们”、“妹们””上课”，讲天讲地讲那些离经叛道的我的“哲学”。什么“不要荒废人生”啦，“要享受生活”啦，“没有爱情婚姻就不存在”啦，“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挣利”啦，还大谈养生之道。大家总是围坐在一起，把“兰花手”放在下巴上，老祖宗、小祖宗、宝玉、黛玉、薛姨妈、王夫人……大观园里的各类人等都静静地、纯纯地听我高谈阔论，胡侃乱侃，像一群可爱的“乖孩子”。
“姐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风筝”。因为我成天像风筝在天上飞。可是我一来就给组里带来笑声。
一次我得意洋洋地跟大家说：“哼，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乐。”
另一位也是闹闹喳喳的演员也说：“哪里有我，哪里就有节日。”
我立即还嘴：“欢乐是永恒的，你那节日是鬼节，清明节，有什么好？”
她跳起来大叫着掐我。
我除了给大家“上课”外，每天还带着她们做操、散步、锻炼身体。时常有我的追求者请我吃饭．只要有这样的情况我就把大家都带去“搓一顿”，打牙祭改善生活。我给“夫人”们每人买了一件鲜艳的衬衣，强迫她们穿上，花枝招展地进饭堂。我们时常开联欢会，每人都出节目，“刘姥姥”赵丽蓉的节日让我们笑破肚皮。
我还给大家分析“百花奖”“金鸡奖”的形势，预测我们之间谁能得奖。还约好假设被我猜中，得奖者要请我吃饭。结果我预测的命中率是百分之百，可是这些鬼东西一个也没有请我吃饭，不过我也不怪她们，因为那时我不在中国，在巴黎。
我还突发奇想要在演员组举行“最光滑皮肤比赛”，在拍摄大场面时分年龄组评比，每人到当中走一圈，评出“最光滑皮肤皇后”，可是这件事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没有得逞。
我上窜下跳，带动大家，组织大家，活脱脱是一个“王熙凤”。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般来说，在摄制组，女演员之间是最难相处的。差不多组里的矛盾都是由几个女演员引起。可是《红楼梦》剧组大大小小小一百多个女演员，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漫长的三年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拍摄转点，组里暂时停顿，演员们各自回家要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恋恋不舍甚至掉眼泪。
在《红楼梦》放映之后我遭到了许多批评，只要组里的“姐们”、“妹们”一知道，都会奋不顾身跳起来为我辩护。
当然我给大家惹的麻烦也不计其数，“姐们”对我的帮助、掩护、救援的故事，无不可歌可泣。这些我将在后面写到。
我和姜文几乎天天联络。拍完《芙蓉镇》后姜文主演了法国影片《花轿泪》，后去了《红高粱》摄制组。后一部影片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开创了中国电影在国际重要电影节上获奖的先河。凌子风导演也请他扮演《春桃》里的男主角刘向高，我们已定好等《大清炮队》和《红高粱》拍完后再度合作。
姜文会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场合：《红楼梦》外景地，“走穴”的地点，《世界电影之林》制作室，甚至送我去营口《大清炮队》拍摄的地方。
常常是坐火车一起出发，到营口车站他再下车坐另一趟车回北京。
我们经常通长途电话。有一次我们长途电话打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姜文在电话那边睡着了。
全部《红高粱》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姜文有一个“相好的”，只是那位“相好的”不懂电影也没有文化，他只有连续不断地去看她、安抚她，才能“后院不起火安心拍戏”。
姜文的频频离组使张艺谋头疼不堪，直担心由于他的耽搁，高粱秆长老了长硬了不能如他所要求的那样“飘逸地摇摆”。
组里对姜文这个目不识丁的“相好的”简直冒火透了。直到有一天摄影助理去北京洗印厂取样片，才揭穿了姜文那不亚于一万吨TNT炸药的地下情秘密。
那个“相好的”原来是正在当今影坛张牙舞爪、龇牙咧嘴的“西太后”。
在这当中，我获得了《文汇报》举办的”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在这次评奖举办之前，《文汇报》的老朋友余之就告诉过我这个消息。
余之是我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的发起者，写《我的路》时我自己并不相信我的写作能力，是他给我不少鼓励。同时由于我在拍戏没有时间写，他住在西苑饭店天天催稿得以使《我的路》早日诞生。于是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世仁”，意思是他催稿就像黄世仁逼债，我当然是那红五类杨白劳或是喜儿。
当余之告诉我《文汇报》正在酝酿举办“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评选活动时我就立刻说：“好哇，我又可以得电影大奖了。第一名肯定是我。”他没有反驳，我想他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果然不久结果出来，我又以遥遥领先的票数获得第一名。同时，我还获得济南的×杂志举办的最受欢迎的女演员第一名。
为领“十大影星”奖我去了姜文所在的上海。他当时正在拍摄法国导演多夫曼制作的法国影片《花轿泪》。他是男主角。他的女朋友也在同一摄制组。
下飞机后我立刻去他住的虹桥宾馆，我让司机上去叫他，我在车里等着。
过一会儿姜文端着碗踏着拖鞋出来，原来他和女朋友今天要招待几个客人，他正在厨房里向师傅要辣椒。二话没说，我把他拉上车，穿着拖鞋的姜文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到住处。
在上海领奖期间，姜文的女朋友来找过我。这种情况仿佛是当年赵雅珉来找我的情景重现。当她来找我的时候姜文正在我那里，他的女朋友请姜文回避一下，说要单独和我谈谈。姜文说我们俩别在屋里搞什么“慕尼黑阴谋”，最终联合起来把他给出卖了。结果我和他的女朋友越谈越热火，我们双方的开诚布公都博得了对方的好感。她也是我所认识的女性佼佼者之一。
在登载我获得“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消息的许多报纸上，同时也登载了关于我主持的四十集电视系列片《世界电影之林》的批评。《北京日报》用大字标题：“刘晓庆，绷着点儿！”发表批评我主持这个电影系列片的文章。用这么大的字写一个人的名字，指着那个名字批评，我过去只是在“文革”当中的报纸上见到过。我记得批判周扬“黑线”或是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黑店”时，才用过这样醒目的标题和重要版面。我的“规格”和“待遇”已逐步升级，“档次”也高了许多。
其时我刚在四川自贡灯会上与一个“香港记者”大吵了一场不久，那个吵架的消息登载得满天飞。当时李翰祥就告诫过我，不要和记者吵架。这样你会得罪所有记者。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我一直觉得和我吵架的那两位是记者群中的例外。可是情况正向李导演所预言的方向发展，记者们对我大加反感，开始群起而攻之。
《世界电影之林》是我主持的第一套电视节目，节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