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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片酬制。
我自行拟定合同，条款全是自己心想而成。合同里写上报酬多少，补助多少，工作多少天以及惩罚条例等等。我知道这种做法在中国电影界还是第一次，于是在合同里写上要严格保密，并要求每人签字，我签字，盖上摄制组的章，再妥善保存。
可是事实证明我这样做似乎早了些。我没有想到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气候、土壤，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电影人还没有这样做的心理准备。
我们的外景地是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那是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集居地。我在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有许多都分配在这里的州文工团。
这里是高原，开水只能到六十度，米饭也煮不熟，高山反应是很厉害的。在我们刚翻过雀儿山进入阿坝州时，停车下来活动活动双腿，当场就有好几个人由于缺氧昏倒了。
平日在其他摄制组里发生这样的事，最多我只是看看热闹问候一下以示关心就可以了，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全得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来回张罗。我只有一边张着大嘴哈气，一边下达命令，像一条挣扎在河滩上干渴的鱼。
过去是一切事情别人都替我安排好，现在是一切事情我替别人安排好，全部的秩序都倒过来了。
第一次拍电影给酬劳使大家觉得有了摇钱树。有钱赚不赚白不赚，当然是多多益善。过去是由国家控制反正没钱，现在是由我个人管理不能让钱都进了我自己的腰包。人们完全不能理解我恨不得掏出自己的钱来拍片的心清。事实上我从头到尾没有拿过一分钱酬劳，可是没有人相信。私欲和贪婪像决了堤的洪水开始泛滥。
组里三天两头罢工。不是说饮食不好，就是要求增加误餐补助。无奈何只有安排每隔三天全组大吃一顿，每天除了合同规定的酬劳外夜餐再加钱。
就这样还是不行，于是每月再增发奖金五十元。
过几天又喊奖金太少。每天组里又发罐头。
罐头从每人一听增加到每人三听，仍然有人叫“这种饮食只是维持生命而已”。
情急之下我个人花钱拉了一头羊来，剥了皮烧好了请大家吃烤全羊。吃过之后仍然快快懒懒地不想干活，每天拍着大家哄着大家惨淡尽了我的花容。
这一天拍夜景。从下午起我就开始化装。头上的一百多根小辫子费去三个化装师足足四个小时，化装完后立即站起身叫大家出发，请大家出发。颠颠簸簸到了外景场地，刚刚顶着寒风拍了两三个镜头突然全部停电关灯。
“怎么啦？”从戏的情景里跳出来，我问。“不知道。据说是今天晚饭吃得不好。”有人回答。“怎么不好？”没有人应声。只好黑灯瞎火全组往回撤，我感到太阳穴有一颗心在“嗵嗵”地跳，全身所有的血都聚集在头顶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了。
第二天，我给一批人员算了帐，硬着心肠打发他们回家。一下子组里安静了好多。
好景不长。过了几天，故伎又开始重演。又三天两头地不舒服，磨洋工。我又开始涨工资，求着大家拍。刚好了一段，又开始罢工，从小罢工到大罢工，最后是男主演带着大家罢工。
拍摄工作根本无法顺利进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大家舒服。拍摄已失去了艺术创作的全部意义。
我的坚强个性开始抬头。没有人能使我屈服。他们不大了解我从来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
我又第二次大动干戈。我换了男主演以及摄影师还有大大小小七个主要创作人员。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拍摄的一百多个镜头要全部作废，也意味着全组人员近两个月的辛劳付之东流。可是当时我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都有。
我打发他们回家，我们所住的院子里乱成一团。要走的几个人在外面大声叫骂，我屏息静气坐在屋子当中。全组的人都发现我原来如此地“心狠手辣”，有人背后骂我是“暴君”，是“西太后”，说我“走马灯似地换人叫大家寒心”，可是我不再在乎。我开始真正理解西太后当年杀八大臣杀端王杀肃顺是那么迫不得已，如果我现在再演慈禧肯定会“入木三分”。
我不再跟大家嬉皮笑脸。我开始变成一个铁女人。这件事以后，大家噤若寒蝉。
全组静静地蹲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青藏高原，等着我们重新选演员，重新组班子，等着新班子到来的一天再重整旗鼓另开张。
此时我们送到香港去洗印的第一批样片几经周折历时将近一月到了珠影厂。在我们发去长长的实际上是一篇文章的电报到达珠影时，老板们对样片的意见也被邮递员送到了我们手中。争先恐后传阅电报的我们，犹如万丈冰水从头泼到脚。全篇电报都是样片的不足：焦点虚，曝光不准确，人物不突出……
这个重重的打击使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我觉得快要倒下了。撑起自己的躯壳，我春风满面地对大家说：“没关系！主演、摄影我们都换了！我们重新开始！新的主演、摄影马上就来了！”
“无情”的“情人”2
新的主演、摄影在哪里呢？根本八字还没有一撇。我们每天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坝邮电局的电话间里扯着喉咙大喊大叫，终于在近一个月后的一天，把新的主演和新的摄影喊叫到了阿坝州。
陈国军整天埋头于创作。跑牧区，去藏民家，选外景，体验生活。强烈的高原紫外线使他成了一个纯粹的“煤球”。我承认我曾为他铺平道路，可是我从没有参与过艺术创作。我根本没有精力，也完全没有时间去管艺术，杂七杂八的烦心事已大大超过我的负荷了。
可是几个月后在北京影协放映间，在看完影片后的座谈会上，人们就是不相信这一切。大家硬说这是我的作品，把好的归功于我，把坏的归咎于陈国军，完全彻底地和我们拍这部影片的初衷背道而驰。
陈国军继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组里的人不相信他的能力，也不相信我的介绍，在现场常常不服从他的指挥。而我们现在毕竟还看不到完成片，镜头毕竟是一个一个地拍出来的，无法感觉到导演的才华。
摄制组根本不存在什么“导演中心论”。每一个人都是中心，时常在现场吵得一塌糊涂。烦躁不堪的陈国军找不着人出气，只有把我大骂一通。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为了维护他的威信，我一直隐着，忍着。可是这种当众对我大发雷霆逐渐频繁，逐步升级，以至于有一天为了请求他不要再当众发脾气，我整整哭了七个小时。我一生当中只有两次这样长时间地哭过：一次是在阿坝，还有一次是我与陈国军离婚。我唯愿在今后再不会有这样的哭泣。
在哭过七小时之后的第二天，双眼肿得像水蜜桃，用热毛巾狠狠敷了一阵，然后继续拍戏，可是陈国军没过十分钟又为一件小事当着全组对我破口大骂，伤透了我的心。尽管我一再告诉自己，要原谅他处境不顺利，心情不好，不对我发脾气还能对谁发脾气？尽管在后来全组都了解了他的才华，也开始对他信服了，可是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不能弥补的裂痕。
摄制进度不管怎么说在阿坝州拖着拽着倒是一直在向前爬行。阿坝州气候一天十八变，弄得我们速度是慢得不能再慢了。看着蓝天白云，宽阔的草原开满了野花，我们架好了机器，打好了灯光，突然来一场瓢泼大雨。瓢泼大雨过后又是雷电交加，雷电交加之后往往天空出现彩虹。眼看着彩虹一节一节地消失，再接着下冰雹。天气变化之迅速无穷使我觉得最难的工作就是阿坝州的气象员。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摄制组刚刚有一点走入正轨，香港方面突然停止了给我们的投资。大概是看我们总是出故障，锣齐鼓不齐，一夜之间对影片丧失了信心。摄制组困在藏族地区的高山上弹尽粮绝。没有钱借钱，再不就欠钱，每天向香港要钱，打电话把电话机都快打烂了。电报发得之多之长足以装订成一本小说。尽管拍摄进度每天似蜗牛，但凡事总有尽头，磨来蹭去我们终于到了停机的一天。
但是，我们在当地负债累累，根本就不敢离开阿坝，全组在等着香港方面寄钱来。
所有的人都在煎熬。这种煎熬是最难以忍受的。就像小时候游泳，计划要游到对岸，匀着力气向前游，估摸着到岸了，于是手往前一伸，等扑了个空时再抬头一看，离岸还远着呢，突然之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也游不动了，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
没有钱吃停机饭，我根本没脸好意思与大家庆祝我们外景拍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