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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夜一件无头案
身在外地拍摄影片《北国红豆》看起来是局外人的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长春的情况天天传来，使我处在各种情绪交织的漩涡之中。
我失去了一切是非。我不能判断任何事物。我苦恼之极。我谢绝一切追求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也没有人照料。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的首映式，电影局根本就没有让我去参加，每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肚子的心事不敢也不能找人去诉说，顾虑重重压力重重苦恼重重，突然一天，在老乡家里吃饭我虚脱在地……
醒来时看见的是满屋子的人。我看见了在戏里演我婆婆的北京军区话剧团政委林韦。林韦阿姨是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夫人，正因为她是政委又是厂长的夫人，我最怕她。
听说过她慈祥、宽厚从不插手丈夫的事，我还是将信将疑从不敢放松我的警惕。一直是她与我同住一屋，我什么也不敢说，把我憋得够呛，今天她在我的床边端茶倒水摸我额头，像我的母亲来到了身边。
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她坐在我床头一面为我掖被子，一面轻轻地说：“孩子，你的心思太重了。这样不好……”如同打开了闸门，我的眼泪不断线地滚落下来，我放声大哭。
她接着说：“我什么都知道。你这么憋着要憋环的。”这时候我的心里话像决了堤的洪水，终于忍不住一古脑儿全都倒给了她。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韦阿姨竟然会是在好朋友陈征、小蒋之后第一个理解我这些大逆不道行为的人。
她，那么高的职位！那么德高望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太感情用事了。唉，人是感情动物嘛。”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并且一直为我保守着秘密。连汪洋厂长在内！
那一年的春节前，我们《北国红豆》摄制组回到了北京。把话都说出来，而且是说给了林韦阿姨，等于告诉了汪洋厂长，直到现在也没有受到批评，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这个时候又收到妹妹的信说，她今年春节要到北京旅行结婚。
终于有一件喜事临门，我不由得精神格外爽。就像是哪本外国书里写的一句话？哦，是苏联的一本书。在其中一章的“章首”里这么写着：“在炎热的日子里，哪怕是浮云一朵，也会给人们带来喜悦。”
这句话正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况且这件事岂止是浮云一朵，是一大片的云！满天的云！
我只有一个妹妹，当然只有一个妹夫。她一辈子只结一次婚。总不能还没有结婚就咒她像我这个不争气的姐姐那样离婚吧？
我们姐妹俩一直感情特别好。好得就像“同性恋”。
可以说，是妈妈把她生下来，是我把她带大。考大学、读大学、让她学扬琴，到后来送她去法国念书，都是我的主意，就连她谈的这个恋爱，也是通过我的同学认识，最后由我拍板才决定的。
妹妹的人生路线基本上是由我描画。她对我言听计从。到今天的一切证明我决策的英明。
我一边拍《北国红豆》的内景，一边打扫房间，抓紧时间筹备一下。比方说床啦、碗筷什么的。每天都不忘了偷点拍戏的道具，例如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大蒜、干辣椒之类的回家存起来，道具组的师傅由于跟我关系好看见了只是对我一笑。
好在我每回偷的也不算多，他的道具仓库里也还有存货。一次拍一场戏我专门设计了一个一边吵架一边斩鸡的动作，拍完这场戏我就向道具要了这只鸡回家，放在我“走穴”挣来的冰箱里。
那时我刚买了冰箱，离我的“走穴”目标还远。
妹妹、妹夫来了，陈国军也到了北京。我仍然继续从摄影棚偷能吃的东西，妹妹、妹夫上街办东西准备过年，像三只老鼠贮备粮食准备过冬。陈国军是“地下党”不能出门，于是整天在家打杂。
妹夫拍胸脯说他烧得一手好菜，我们于是把大年三十做年夜饭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还请了我一位朋友小郭与她的父亲作客，因为她的母亲出差去外地，剩下他俩太冷清，我便热情万丈地邀请他们说不如跟我们一起过年算了。
大年三十吃了午饭我们就开始忙碌，有的摘菜有的洗菜像几个来回乱转的“绿头苍蝇”。过不了多久小郭和她的父亲也一起来到，屋子里更加热闹非凡。
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找”靖军”。靖军是我妹夫的名字。
真是稀罕，在北京会有人找靖军。“靖军——”我喊，“有人找！”
靖军系着围裙，脸上带着面粉，手上全是油污，一边问：“有人找我？”一边从厨房出来。
一看，不认识。“请你出来一趟。”靖军愣了一下。“我洗洗手。”他进厨房去洗手，解了围裙出来，跟他们到了门外。妹妹一看来客人了，也跟他们去了门外。
我们没当回事，照样忙我们的。过了一会，有三个人回来了，靖军和妹妹没有回来，那三个人说，他们是公安局的，要找靖军问话，今晚他不能回来了，你妹妹也一起去，你们先吃吧。
我赶上去问：“为什么？明天再问不行吗？”他们不回答，一个人走了出去，两个人坐了下来，开始盘问陈国军。
“你姓什么？”
“我，我姓张。”陈国军作贼心虚。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问。
“我们是亲戚。”一提到“关系”这个敏感问题陈国军开始乱编。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姓张的。
陈国军接着画蛇添足地说他是今天刚到北京，坐的是成都到北京的×次火车等等，越说越让公安局觉得可疑，公安局不耐烦地打断他：“走，跟我们去一趟。”
我们全傻了。
眼睁睁看着公安局把他带走我们在一旁干着急，也不能解释说他叫陈国军，是长影演员，也不敢说他姓张是我的亲戚，只有什么都不说。最后公安局留下一个人在我的屋里当不受欢迎、不请自来的“客人”。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那个公安局的什么都不回答。正好这时来了一位女朋友，她是外国籍，刚从国外回来，本来我们约好吃了饭去马克西姆餐厅玩，我气冲冲地告诉她我不能去了，因为我的妹夫被抓没有心思，我没有说被带走的还有陈国军。那位朋友立刻站在我一边破口大骂公安局，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应该不应该告诉她我身旁的这一位黑脸冻嘴的男人就是公安局留在这里的“坐探”。
那位女朋友继续骂公安局无能，乱抓好人，并且拍着胸脯说：“是谁抓的？我们想办法救他！嗨，中国反正没有法律，人快枪毙了都救得出来！”看我一直不搭话，我也不敢搭话，她只好站起身花枝招展地走了。
只剩下我和小郭、小郭父亲三个人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地吃年夜饭，过节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小郭的父亲说：“真倒霉。”我内疚地看看他，说不出什么话来。一年一度好不容易就这么一个春节让这件事给搅了。小郭的父亲也跟着我们不走运，真是太对不起人家了。
我们三人沉默着。没有多余的话说，他们也不好意思离开。我又没有电话，无法与人联络。就是有电话也不知怎么联络。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打开门一看，是北影剧团的书记于素琴。
于素琴是我们剧团里威信颇高的一位领导，为人正直又和蔼可亲。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已知道这里出了事，公安局在来我家之前已和北影保卫科打过招呼，并且汪洋厂长也知道。现在她代表汪洋来看我，汪洋厂长在十分钟前打过电话给她，让我安心，好好过节。我问这是件什么事，她说是件大案，与持枪潜逃有联系。我吓了一跳，赶紧问详情谁清楚？她说可能只有保卫科清楚。我立即奔出门去找保卫科。
保卫科科长和我熟识，是一位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好人。找不到他家具体在哪一间屋，急得我不顾三七二十一放声大叫。我已管不了别人家都在吃团圆饭，人一着急就变得自私。突然看到一扇门打开，在洒出来的灯光中出现了保卫科长的人影。我冲上去连珠炮似地一通乱问，他慢条斯理地为我解答。
原来是成都铁路公安局有一个警员劫了枪打死了人，畏罪潜逃了。在那个人的宿舍里找到了他的通讯簿，在簿上有靖军的名字，成都公安局委托北京公安局追捕靖军，一方面怀疑靖军是那个人的同伙，另外看看是不是劫枪犯要暗杀中央领导逃到北京找靖军来了。“要不要紧啊？”听完后我马上问。“不知道。”保卫科长说。然后安慰了我半天，我只好怏怏地回去了。
回到屋里，妹妹和陈国军都回来了，小郭和她父亲已经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