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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中引起了参天的波澜。
陈国军没有受到任何赞扬，不过他也不需要任何赞扬，有我一个人的衷心感激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陈国军肯为我而离婚
岁月匆匆，《心灵深处》影片的拍摄工作结束了。
我回到北京。
尽管与陈国军告别时柔情缱绻，但毕竟长春离我越来越远了。
紧接着我参加了《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拍摄。在长影的一时风流逐渐在记忆中淡出。
只隐约听说陈国军在离婚，好像动静闹得不小。我开始接二连三地收到他的信。
后来信件越来越频繁绝对是每天一封甚至是两封，信里尽管许多错别字，但字里行间的情真意切自不必说。
我也给他回信。我把他的信改正错别字寄回去再附上新的一封信。在他的信中了解到他已开始离婚并已经与他妻子摊牌。
收到他的信我非常感动。说实话心里暖融融的。我深知在那个年代离婚的艰难，尤其是在长春也就更不容易。能够坦诚地告诉他妻子我们的关系充分证明他做人的光明磊落，敢于摊牌去离婚单凭这一桩行为就足以说明他对我不惜牺牲一切的爱的真挚。
长时间看多了人世间的各种嘴脸，觉得最伟大却又最难得的只有——真情。我心里重又燃烧起感动的熊熊烈火。这时候我又接到他的信，他告诉我不久要来看我。
我正在承德“避暑山庄”拍摄外景。收到他的信给他发了个电报，我连夜赶回北京。记得过去陈国军曾经告诉过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需要我，给我发一个电报，我会立即到你的身边。”于是我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发了电报后，到北京的约定地点等着他的到来。
我要立刻向他表示我的感激。我要鼓励他，赞赏他，坚定他的信心。
我从没有这样忍受过等待的煎熬！后来也不再有！
我只记得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数着那墙上的时钟，每分每秒都竖起耳朵听那随时会响起的门铃。
可是门铃一直没有响。我接连等了三天，不吃不喝。我在希望和失望中挣扎，数遍了那来来回回的脚步声。
直到我要回外景地的那一刻也没有等到他来！又是一个骗子！原来信上写的全都是骗人的鬼话！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贯穿全身。
我冒火极了，像一头愤怒的狮子。飞快地给他留下了一封充满恶毒谩骂的信，灰溜溜地回承德去了。
第二天照常拍戏。避暑山庄里人山人海。由于导演李翰祥是台湾的资深导演，我们的影片又是第一部中国电影合拍公司与香港合拍的电影，文化部给予了很多特殊的待遇。
我们拍摄全都是在实景拍。故宫，颐和园，慈禧当年垂帘听政的养心殿，还有西太后的陵墓东陵……全都为我们开放。
我手上拿的扇子，我屁股下的座位，脚踩的凤在上龙在下的丹墀，全都是价值连城的真品。由于是祖国的文物，制片主任时时提醒大家要分外小心。
一次我拍一个慈禧大怒拍案而起的镜头，我自己设计的动作是先拍案再说台词：“我要八百里廷寄押他回京！”然后站起，走出画面。开拍前试了几次没什么问题，定位置走得准是我向来的优势。
正式开拍了。按往常的惯例，打板，导演喊：“开始！”我等机器空跑两秒钟稳定转速，然后集中精力，拍案，讲话，站起，走出画……突然全场一齐大喊，我不由得站住四处乱瞧，随着我头的转动大家又一起乱叫。我吓得赶紧不动，僵立在原地。
原来是我头上的簪子挂住了宫灯的红穗子，宫灯已经摇摇欲坠，灰尘已经纷纷下落，只要我一动，那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宝就会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我站在那里，把脖子冻结。手顺着头饰一点一点地往上摸，这时跑上来场记，才帮我把那纠缠不清的红穗子解了下来，我已大汗淋漓。
现在我们在避暑山庄拍戏，仍然是同样的情况。我坐的椅子，御榻，用的扇子，茶几，全是当年皇帝们用的真品。再加上是我演慈禧，避暑山庄里每天围观的人成群结队，维持现场秩序的安定是摄制组最头疼的事情。在每个镜头开拍之前我们必须全体大喊：“安静！安静！安静！”还得派出固定的人员把走进镜头范围内的人赶开，在混乱中抢拍。
这一天是个星期天。人群特别拥挤。像往常一样，组里每个人都在喊着：“别说话！安静！请协助一下！”剧务们心烦意乱地赶着不停地往前拥的人群。喊了、赶了好长时间没有什么效果，要拍的镜头一直拍不成。
我努力在乱中求静，保持自己良好的心境。因为拍的是少女慈禧勾引皇上的一段戏，我必须旁若无人，把眼前的一棵树——现在也看不见树，只看得见笑嘻嘻盯着我看的眼睛，我必须把眼前的一个人当成皇帝的脸并且对他转盼流光，表演出万种风情。
灯光已打亮快十分钟，人群仍然不能散开，平均每几秒钟会冲进一两个人来站在面前、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那样看上我一阵，再哈哈大笑着回到人群里。
我的血开始往上涌，我感到我马上要失去拍戏的心情，于是恼羞成怒地回头大喊一声：“安静！”我愤怒的叫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引起人群的哄堂大笑。在我气得头昏眼花的同时，晃过一个熟悉的身影，赶紧回头一看：是陈国军！他正帮着维持秩序，同时冲着我一笑。
在赶快拍完这几个镜头后我到了他的身边。当然没忘了假惺惺地把他介绍给大家：“这是长影演员，我们合作过《心灵深处》，现在他拍戏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马上就要走的。”接着我们立即攀谈起来。
原来是他接到电报后立即去请假，可是剧团领导由于风闻他与我的关系又在离婚对他已有了怀疑。当他终于请到假赶来时，我已经离开北京了。我问他以什么理由请的假？他说母亲病危。他父母在佳木斯，倒是一个好的借口，不过说母亲病危不大吉利，但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下午他假装离开我们去了别处。晚上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来到我的房间。在部队他是侦察兵，在这方面有特殊的才华。这个才华，在我后来与他离婚时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在约定时间他会在窗户外面吹口哨，吹的是一首我们都熟悉的歌《大坂城的姑娘》，这首歌在长影拍戏时他常常唱，尤其是其中“要是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这句歌词，每当看到我时总是一再重复。他在窗下吹口哨也吹的是这一句。于是我把左边窗户打开表示屋里没人，过十分钟他就可以进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先去化装，等我们出发以后他再想办法离开。然后在拍摄现场他假装从外面再赶来，站在那里一直陪我拍戏到天黑。
两三天过去了。在现场我们之间一颦一笑的交流已让摄制组的人看穿了秘密。顺藤摸瓜当然他们开始想到其实那个每天陪我拍戏的“小胡子”（因他留着胡子，大家都叫他“小胡子”）每晚是住在我的房间。
本来我是戏里的绝对主角，又是女演员，又是单身，已分外招眼，这种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本来就惹人议论，并且人们议论起来乐此不疲还正好点缀了摄制组单调的生活。
我的房间开始不停地有人来。有时要拿东西有时与我聊天找各种借口进来看看。经常在我这里上厕所看看有没有人藏在里面，来来去去人次多了，索性我把厕所门打开让他们一览无遗。
不过我心里还是紧张。不是紧张别的，而是紧张陈国军还是别人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儿子的父亲。
为了事情的进展顺利绝对不能公开我们的事。一旦传出去传回长影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这只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但我们还是费尽了心机，陈国军为此也吃尽了苦头。几次他正在房间里就响起了敲门声，陈国军只有立即藏起来只不过不是藏在卫生间而是藏在大衣橱里。记得有一次制片主任进来东看西看，我一直为柜子里不时发出的轻微嘎嘎声汗如雨下，我看得出主任明显感觉到柜子有问题，只不过不好意思当我面打开，只好悻悻而去。
好不容易等他走后我们立即改变方针，下一次来了人我故意把柜橱打开拿衣服，而实际上人是爬在墙上小窗口里修理下水道的梯子上。
我们开始探讨他离婚的策略及可能性。我了解到最大的困难是他的儿子。
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陈国军是东北人。东北人的重男轻女全国闻名。他们讨厌女儿，不要女儿，“一个闺女半个贼”这句话就是东北的俗语。而东北的女儿们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