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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余华的成功“转型”时，有着同样精彩的论述，倡导文学从形式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回归广袤的大地，根深叶茂地扎根于中国的现实沃土中，又以灵动的想像拥抱艺术的天空，像自由生长的树枝一样伸展着形式的智慧。
偏激的“技术至上”有舍本逐末的意味，但无视形式的宣言、喊叫、议论、说教会更加粗暴地伤害小说的艺术本体。鉴于此，在论述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的《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中，吴义勤表达了对“裸露思想”的拒绝：“作家终究不是传道士，他同样只是世界的探求者、追问者，而不是真理的代言人。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领读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而不是告知某种‘思想成果’、‘思想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思想’从来就不是艺术的添加剂或附属物，它在一部小说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质上正是因为它本就是艺术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一个有机的成分。或者说，思想其实也正是艺术化的，它就是艺术本身。” ①
思想的艺术化与技术的内在化，正是“人文技术主义”的灵魂所在。问题在于，人文与技术的结合途径以及相互间的制约关系，毕竟不是一个数学与物理问题，我们无法讨论其构成比例与分子结构，这不仅是对吴义勤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批评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考验。在吴义勤的批评话语中，“可能性”是其关键性词汇，他以开放的、包容的、富于预见性的眼光，审视着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发展状况和进程，注重对不成熟的、在困境中不断探索的文学力量的发掘与鼓励，善于从不完善的文学状态中发现那些寻求进步的潜在倾向。“可能性”对现实的不满足才能够发挥其创造性，才能够刺激文学的进步。“可能性”是文学永不止息地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潜在的新因素，它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在这种意义上，“人文技术主义”同样是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