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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童是把“帝王”作为一个存在的人来表现的，因而他揭示的是主人翁由人异化为神的过程，他是在人性与文化对峙、搏斗的背景上来展示端白的人性和生命沦落的。因此人性与存在的冲突和此消彼长的变化，作者是动态立体而不是静态、直观地表现的，这样我们就读到了沦落中的救赎和绝望中的希望，看到了主人翁精神生命的另一层面。显然，正如端白自己所言：“我很敏感。我很残暴。我很贪玩。其实我还很幼稚。”这种幼稚的童心正是“我”自然人性的延续，“我”对促织的喜爱，“我”对蕙妃的爱情，“我”对燕郎天真与聪明的欣赏，“我”对走索艺人的崇拜……都是“世界之夜”的人性曙光。这是主人公生存孤独中的心灵慰藉。一方面，他无法阻止自我符号化的人生沦落命运；另一方面，超越存在的心灵幻想与向往又使他投入了一场“无望的救赎”。他爱上蕙妃就是因为看上了她学鸟飞翔、学鸟叫的意象，“她是宫中另一个爱鸟成癖的人，她天真稚拙的灵魂与我的孤独遥相响应。”为了她，他甚至更愿意做一个“在潦倒失意中情念红粉佳人的文人墨客”。他想念走索艺人是因为他“野性奔放的笑容和自由轻盈的身姿”，因此，他断言“我觉得走索比当燮王威武多了，那才是英雄”。“我不喜欢当燮王，我喜欢当走索艺人。”这是主人翁对自己存在角色的一种拒绝，但这种拒绝是无力的，他被绑缚着和文化一同走向毁灭的命运无法改变。他的自我救赎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灵梦想，而事实上这种梦想已越来越推动了与文化对峙的力量。他在人生沦落的末日来临之际，只能以悲壮的姿态迎接灾难：“我是天底下最软弱最无能最可怜的帝王……我明知道有把刀在朝我脖子上砍来，却只能在这里一声声叹息。”他无力拯救自我，只能以虚妄的救赎面对自己的沦落。那么，这只折断了双翅的死鸟，还有展翅飞翔的希望吗？
第五章沦落与救赎（2）
三
然而，灾难却拯救了端白。他被作为一个失败者赶下了帝王宝座，这和他的少年为王一样“既是不幸，又是造化”。作为帝王，他只不过在某种文化存在的规范下进行着异己的常规表演，他不可能完成自我救赎的突围。因此，由帝王而庶民的生存角色的转换就成了主人公人生救赎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神性向人性的复归，达到人的还原。但对于在帝王文化中浸淫已久几乎失去了生存能力的端白来说，其救赎的途程依然是那么遥遥无期。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属于他，他所有的只是“一条灼热的白茫茫的逃亡之路”。因此，一方面，他逃离了京城这个生存地狱，另一方面他依然无法预测自己的生存前景。正是在漫长的旅程中，他开始与世俗生活不断摩肩接踵，开始走入了另一种生存境况，体味新的人生遭际和痛苦。土匪剪径，虽然没有对端白直接的伤害，但却毁灭了想衣锦还乡的燕郎的意志。金钱的丧失对于燕郎来说是直接意识到的损失，而对于端白来说则是一种暂时尚不能意识的人生冲击。这使他们奔赴采石县的流亡前途灰暗无比。这也直接导致了老铁匠不认儿子的残酷一幕，以及端白寄人篱下的尴尬处境。这个“家”也许属于燕郎，但绝不属于端白，他注定了是一个无家的孤独者，一个属于漂泊和流浪的生命。面对燕郎“妇人式的寻死觅活”之后关于“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追问，端白一下子对自己的存在发出了疑问：“那么与燕郎相比，我又算个什么东西呢？”这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可以说到这里端白才真正还原为人。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救赎才开始了。如果说，逃离京城后端白很大程度上还是把自己的存在依赖于燕郎的话，那么此刻他已确立了自己拯救自己的生存准则。他舍弃燕郎的独自远行，是他自我救赎的必要步骤，是自我主动的对生存炼狱的投入。他明白自己需要一次“凤凰涅 ”般的新生，因此，他高喊“我贩我自己”，“我卖我自己”，他希望通过肉体的磨难，获得灵魂的复生。他在随之而来的艰辛历程中受到的第一个“最严厉的嘲弄和惩罚”是投宿香县与蕙妃的重逢，对蕙妃的失望，其实也正是一种残酷的自我否定。这最后一次寻花问柳也是他彻底告别帝王生涯的必要的精神洗礼。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蕙妃寻找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去寻找像“真正的自由和飞鸟”的走索艺人。但品州有瘟疫，他丧失了目的地，“整个夏天的旅程也显得荒诞和愚不可及”，这是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一次绝望的封堵，一个痛苦的轮回。生存绝境再次降临到本已险关重重的突围之路上。他终于达到了某种人生彻悟：“虔诚的香火救不了我，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了。”人生的失落激起的是人存在的勇气，他注定了要自己确立自己的生命价值。他终于最后放弃了梦想般的人生救赎方式，开辟了超越生存虚妄的坦途。
如果说“寻找走索艺人”阶段，端白对人生的沦落的救赎还是寄托在过去的幻想中的话，那么“苦练走索”阶段，端白已经事实中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救赎。重新回到他身边的燕郎，“主仆关系也正在消失”，正像“一对生死同根的患难兄弟”，这是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人性的复苏和潜能的发挥使他终于有一天炼成了“一只会飞的鸟”，一个绝世艺人———走索王。失落的自由已经找回，被拯救的灵魂愉快地飞扬，他不但拯救了自我，同时也拯救了八岁的女孩金锁，拯救了燕郎。他彻底实现了生命对于自由的幻想。由人→帝王（神）→人→走索王的生命旅程，概括了他由人→非人→人的个体沦落和自我救赎完整过程。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端白挽救了自己、创造了自己，但他并不能拯救作为一种生存背景的帝王文化，他仍然无法在这种文化压迫中找到精神乐土。他必须再次面对那个生存境界，抵赴“一场仪式的终极之地”。不过，经过沦落和救赎的精神洗礼，端白再次进京已是一个傲视芸芸众生的自由之子，一个面对“死亡之邀”无所畏惧的超人。他本想与沦落中的文化存在作一次公开的对峙，用自我自由活泼的生命宣判自己曾经耽于其中的文化的残废。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他目睹的是彭国军队的血腥屠杀，沦落中的文化被毁灭了，已经没有救赎的希望，一种黑暗替代了另一种黑暗。生存的残酷使端白的人生救赎很快失去了意义，走索班的自由生命顷刻就被从存在之门中驱逐而出。端白最终只能选择师傅为他选择的生命方式：苦竹寺里苦度残生。面对永劫不复和日益沦落的生存境况，《论语》和棕绳又怎能实现平静如水的彻悟？救赎的希望在荒谬的世界中难道还能存在？ 四
和苏童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我的帝王生涯》不仅有上文我们分析过的完美的故事，而且还有着异常完整、对称的小说结构形态。这与它第一人称的叙事艺术密不可分。一方面，叙事人和主人公角色的同化导致了小说人生段落与作品结构层次的整合。帝王生涯和庶民生涯正是这部小说两个自然的结构单元和意义部落。表面上对于小说的题目而言，“庶民生涯”似乎是一种多余的附着物，是对小说主题的偏离。但实际上，“庶民生涯”正是“帝王生涯”的一种延续和必要的补充。“帝王”在苏童这里只是一个泛指的存在境界，它事实上象征的是一种生存的限度。小说揭示的也正是两种“帝王生涯”，前半部的“帝王”身份是偶然的文化恩赐，因而对于主体来说只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后半部主人翁通过自我救赎变为“走索王”的生命历程，也正是一种成为“帝王”的历程。如果说前者只是一个作为文化存在的“符号化帝王”的话，那么后者才是一种真正具有生命意义的精神和人性的“王”。前者对于个体存在来说只是一种沦落，而后者则是一种救赎，一种不但拯救自我也拯救前者的救赎。因此“帝王生涯”呈现的是生命个体人性沦落和自由的丧失，“庶民生涯”则呈示的是“帝王”身份的舍弃和个体人性的复归。没有“庶民生涯”的延伸，“帝王生涯”的意义就不可能完整，这不但会伤害小说的整体结构和情节脉络，更会造成作品主题意义的中断、空白和残缺。作者在意义层面上所表达的关于文化存在与人性对峙中的沦落和救赎�